编者按
人类已经狂欢着跨入2000年。当钟声敲响,焰火升腾的时候,你从载歌载舞的人群中,似乎看不到沮丧,看不到失望。但是有人告诉我们,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类的精神疾患会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说,21世纪将是精神病的世纪,心理疾患将与现代化同行。
人类精神世界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中国人将会感到更多的痛苦还是更多的幸福?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会造福人类吗?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门坎上,让我们听听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专家的说法吧。
我们用不着羡慕原始人
赵旭东(精神病学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我从80年代就开始关心现代化对人的精神影响问题了。我曾在彝族人中做过城乡对照研究,看看进城工作的人和留在家乡的同胞在精神卫生方面有哪些不同。选择彝族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当时的说法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30年走过了2000年的路”。
很多人都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制造病态的过程。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说法以卢梭为代表,他说“快乐的生番”生活在田园诗般的环境中,是没有痛苦的;另一种看法是,在没有经过文化改良的环境中生活,对人类来说更残酷,所以我们用不着羡慕原始人。原始人的快乐和痛苦不为我们所了解,就像庄子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德国曼尔海姆精神卫生中心的海夫纳教授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会随着文明的程度增高吗”。他提出,首先得承认,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精神卫生问题确实突出了。但这种改变有实质性的,也有非实质性的。非实质性是指人们的认识改变了,目光也就变得挑剔和敏感了,过去没当成问题的,现在就看成问题了。比如,在生产力低下、关系简单的社会里,人们对智力的要求不高,有力气就行了。但现在人们对智力、对受教育的要求高了,孩子的学习障碍就变成了问题。再如酗酒,本来是饮食行为,现在被当作病态的成瘾行为。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实质性的因素,导致精神疾患的真正增加。首先是人口因素。过去“人活七十古来稀”,没有多少人有机会得老年性的精神障碍。现在老龄人口增加,自然患老年性精神障碍的人多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因素。当青少年人口膨胀时,青少年精神疾病的绝对数就会突出。在中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都三四十岁了,中年人常见的问题,比如神经症、躁郁症、生活危机、情绪障碍等,就多了。医疗技术的提高和照顾的增加,也使过去活不长的精神病人有机会活得更长,这也增加了人口中患者的比例。
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空气中含量超标的铅和水中重金属的污染,都可以直接损伤人的神经系统。
人的心态方面也在变化,紧张应激状态越来越多。我们生活在经常变化、缺乏恒常性的环境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要应付。除了外界的压力、刺激外,几千年来形成的对付困难的人际支持系统也在失效,需要重组。过去我们有单位,有工青妇等系统,有大家庭,现在大家庭崩解了,大锅饭消失了,有了困难不知道找谁,这个转变很多人吃不消。
这些都是精神卫生问题突出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原因都归结于现代化。80年代的研究证明了我的设想,进城的人有进城的烦恼,留在家乡的人也有他们的痛苦。你绝对想象不出,他们死头小牛比死个孩子还心疼。我们说他们快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现代人的烦恼,有些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有的是因为解决的方法不对头,或欲望本身就不恰当,是这些人为的东西让我们不高兴。我接触了许多活得不好的人,有大干部,也有大老板。问题关键是个体怎样看待和怎样适应现代化,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幸福观、健康观,适应社会的变化。
只要人们认为心理健康也是健康的组成部分,就会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在传统助人方式失效的地方,新的助人方式就会发挥作用。需求早就存在,并非跨世纪才有。在精神卫生工作这个领域中,应该有三支队伍: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而中国后两支队伍都太薄弱了,甚至我们还没有临床心理学家这个行当。
不过,我并不希望心理咨询成为热门职业,最重要的还是人从正面追求生活的意义,提高生活质量,实在搞不定了,再来找我们。而且,随着对精神卫生问题的重视,人们的自助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压力和办法都在增加
王登峰(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认为“21世纪是精神病的世纪”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过于夸大。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有压力的存在,很难说下个世纪的压力就一定比这个世纪大,因为这有个内心感受的问题。一方面是客观压力的强度,另一方面是人们应付它的资源。压力增加,人们应付压力的办法也在发展。单纯强调压力大,是对人类生活缺乏信心的表现。
过去人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物质匮乏,人们见面打招呼的话是:你吃了吗?而现在人们已经不是一律这么问了。虽然还有一些人有很大的生存压力,但大部分的人不再为吃穿发愁。现在人们关心的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你生活得快乐吗?生活得幸福吗?这同西方60年代提出“幸福感”是类同的。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从来没有过的问题,人们的观念和价值观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譬如现在大家都在探讨加入WTO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对纺织业可能是个喜讯,对农业、汽车业则可能是灾难,等等。而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在人们生活的背后,社会的操作规则已经不同了。现在运用的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自由竞争,讲究法制,只有符合这个规则才可以生存。譬如制定一些经济制度的时候,依据的是这样一个理念:人都是自私的、趋利的。如果我们在接受这样一种新的管理体系时,还按照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人人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这样人就是生活在两个层面上,就会有冲突。这个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体现出来了,今后会更加尖锐,更加突出。经济领域的规则是“适者生存”,是强者的逻辑,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也需要相互间的关怀和帮助。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实际上还是渴求“真善美”的,这样人在精神上更加分裂。而现在社会并没有真正关心这些问题,只能将它带到新世纪。
对中国人来说,新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纪,在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就被抛入了世界性的竞争中。在这种渴望财富、渴望成功的浮躁气氛中,人的心理很容易失衡,因此人们需要对自己、对周围的社会有清醒的认识,确定适当的生活准则和目标,这样必然会产生对心理学的需要,可以说是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心理学的发展。
关怀内心是进步
李心天(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心理问题日渐为人们所关注,这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因为在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人们是没有余力关怀自己的内心的。譬如说,传统医学运用的是植根于生物学基础的治疗模式,医学院学生分科学习,人被当成纯生物看待,生病就是生理上某部分发生障碍,在治疗过程中完全不考虑人的精神因素。而现在,心理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很多病用药治不好,但是通过心理治疗却得到了痊愈。更有甚者,有些疾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心理压抑、精神不愉快造成的,所以在40年代末期,国际医学界就提出新的健康概念,即人的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健康,还包括心理的健康。
但是对心理问题也要有客观的态度,真正发生心理疾患的人相对人群总体还是少数,许多心理问题都是暂时的,只要有适当的纾解机制,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很多是成长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主要是因为当事人认知有限,缺乏人生经验,只要父母、师友给予适当的帮助,随着年龄增长,一些问题自然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成年人有成年人的问题,竞争、社会发展的压力对每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要跟随社会发展,不断学习,了解新的信息,拓宽知识面,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懂得调适,及时排泄不良情绪,心理健康就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没有必要把压力看得太重。
人对变革有适应的能力
郭念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下个世纪,中国人的心理卫生状况会怎么样?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近年来重型精神病的患病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但神经症,主要是焦虑症、抑郁症患病率的提高是明显的。这不奇怪,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急剧转轨阶段,焦虑、抑郁就是人们对变化的一种反应,是一个适应的问题。随着人们适应能力的提高,情况就会好转。80年代中期,我在一个医院出心理门诊,那时来找我的,大多是由于婚姻家庭问题,占了将近一半,现在却多半是子女教育问题了。是人们没有婚姻危机了吗?不是,是人们对离婚的心理承受能力强了,女性们不仅在经济上独立,在情感上也独立了。这就是文化适应。社会发展越快,就要求人们适应能力越强。过去在旧的体制下,人们的适应能力都退化了。现在焦虑、抑郁的人多,我认为是好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在变。不变怎么行?不变社会就不能发展,我们就要被淘汰。但不要怕,人是活的,人的适应能力会提高的。当然,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心理咨询治疗要跟上去。
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发展得非常快。首先是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开始重视了,特别是上层领导,比如一些党校,都开设了心理卫生方面的课程。其次,心理卫生工作的队伍空前壮大,从各个专业走进这个行业来的人越来越多。卫生系统的三级甲等医院都开设了临床心理科,还有学校及社会上的心理卫生工作者。
下个世纪初,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会速度更快,工作质量也要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2005年以前,对这一职业的规范化会被提上日程,包括规范化的培训、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的基本确立,以及心理医生的资格认定。同时,作为一个职业,心理医生要能养活自己,他们的工作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心理学会给人帮助
周海宏(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心理学博士)我认为未来世界一定是个幸福人生的世界。从前的人得了肺病就等于得了绝症,现在医学、药学发展了,很多疾病都不再是绝症,人们的寿命也延长了。同样,虽然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诱发人们产生心理疾患的因素越来越多,但心理科学也在发展,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心理方面的问题。
心理不健康的定义是什么?我认为是容易受伤害。这种伤害主要来自人的群体生活,而不是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社会交往度越高、社会关系越复杂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受伤害的机率越高。在人类还处在农耕社会时,人们基本上只同土地发生关系,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得多,因此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人比现代社会的人看上去心理“健康”,应该说是他们受伤害的机会少,而不是他们的生活境界比现代人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只能是越来越复杂,人际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不应该寻求一个心理问题减少的社会,而应该寻求心理科学的发展,使每个人拥有心理健康的概念。
没有理由认为前途黑暗
陈向一(深圳南山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副研究员)1999年11月在北京,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该会议的宣言中说:“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总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和竞争压力增加,精神障碍的发生率还会随之上升……”
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确实是提高了,原因是科技的进步、治疗手段的更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等使病人成活率提高,数量增加。此外,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与诊断概念的变迁也会影响患病率。如1982年,美国医生在湖南看了100个“神经衰弱”病人,结果他们诊断其中82%是抑郁症。用这样的诊断标准来调查,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肯定会大大上升。
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是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高?这一点目前并没有被证明,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都市化、社会心理应激增加等等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理社会环境,与前现代人所面临的毒蛇猛兽、严寒酷暑、天灾人祸、奴役压迫等等,到底谁更严重,更容易引起心理的困扰与疾病,很难作一个客观的比较。较为合适的说法是:自从有人类以来,自从有社会以来,人们在面对自然和人文环境时,总会有不合意的、不适应的境遇,需要身体的、心理的调节与应付,不过面对的具体对象可能不同而已。
我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使人异化、物化的一面,但它通过提供比以前丰富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使我们能有更大和更多的选择。
心理的冲突和精神紧张,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事件和生活改变的周期中。由于我们不良的解决问题方式(如否认、求全或模棱两可)、或是过于僵化刻板的调节机制,使得冲突和紧张成为问题固定下来。问题的形成也与我们的人格、应付方式和社会支持系统有关系。它们又来源于我们的经历、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生活水平。然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人际系统有自我完善与保持稳定的特性,每一个个人也有保持心理健康,实现个人内在潜能的资源。我们不可能不面临心理冲突,但我们更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处理好冲突。我们的心理平衡从儿童时期的“自然”平衡,到成年社会化后通过社会塑型、自我修炼或他人辅导后达到“自觉的自然”平衡,呈现了心理成长的螺旋式高层回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会随着这个过程越来越健康,我们的社会也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的人而变得越来越健康。没有理由认为冲突会越演越烈,前途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