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政策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现在的高考名额分配办法是在高教资源十分匮乏、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产生的。那时大学是国家举办的免收学费的福利型事业，正如居住、医疗等各项社会福利政策一样，招生名额分配是一种城市优先的资源配置模式，城市人享有某种“特权”，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对农村青年而言，上大学是转换身份、成为国家干部、吃商品粮的主要途径，其数量、编制是国家严格控制和限制的。在入学配额上优惠城市市民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城市高中毕业生大量失学，会成为社会问题；而农村青年则无此问题，正如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农民“下岗”、“失业”的问题。当这项政策实行了很长时期后，我们逐渐忘记了其来由和依据，许多城市人会认为是一种天然合理的现实。
同一试卷，不同分数线，是有悖于公平的，但在每一种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公平只能是相对的。即便被认为是最公平的统一高考制度，也不是绝对公平。例如用同一的考试标准来要求不同地区的学生，因为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占有的教育文化资源是完全不对称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国情，但好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应有助于缩小而不是人为加剧这种不平衡。
北京、上海与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在录取比例上存在巨大差距，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什么？
目前，高等学校在各个省的招生总数，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委制定计划确定的，至于每个学校在各省招多少，自主权主要在学校。通常北方的大学在北方地区招生较多，南方的大学在南方招生较多。不可否认，高校之间对优秀生源的竞争，是高校在城市招生较多的原因之一。近些年又加入了经济因素，地方政府采取与高校“共建”，以吸引高校在本地区多招生。
有人说，目前这种巨大差距实际上是双重标准。考试分数本来只是个相对的参照，同样考600分，每个学生的能力、素质肯定不一样；同样，从水平、能力的角度而言，也很难说599分的学生就一定比600分的学生差。但既然我们确定了按分数高低顺序录取的规则，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实际的操作中就不应有其他标准，不能对农村孩子是分数标准，对城市孩子是素质标准。
教育有一个基本功能，是作为社会的平衡器。现代社会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人向上流动的基本途径，可以提升和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被杜威称作是促进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因此，各个国家的教育政策都体现对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女性等特殊群体的优惠。
那么，怎样才能减少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呢？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应该、而且有可能更多地关注教育公平，克服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不公平、不平衡。比如在50年以前，就没有这种可能，那时考生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农村连基础教育都很不发达。在当前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将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例如，国家在沿海城市不再设立新的高等院校，鼓励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到外省和边远地区设立分校，高校扩招的名额更多地分配给人口大省和欠发达地区。此外，应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教育公平。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差别极大，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教育的地方化、多样化应当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应当更多地下放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考试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使人口大省的高等教育有更快的发展，缓解教育资源、高校设置在地域上的不平衡，也有利于教育的比较和竞争，有利于考试技术的进步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