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剩下一个来月，钱锺书逝世将近一周年，钱锺书生日前二日，钱锺书的遗孀、著名作家杨绛把新作《从“掺沙子”到“流亡”》“特意惠赐”给著名大报《南方周末》，于1999年11月19日发表在名为“解密”的版面上，一整版，近五千字，引起密切关注。由此，关于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与人打架的事件，终于脱离知识分子私下里谈论以及报章上猜测的朦胧状态，一夜之间得以大揭密。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后，被杨绛称之为“男沙子”、“女沙子”和“革命男女”的打架事件当事方林非肖凤夫妇，怒不可遏；虽然他们在杨绛之前就已经对此事作过叙述，但显然未广为人知。现在，杨绛专门就此事发表文章，影响所及，难于估量，而且与他们先前的陈述出入极大，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迅速予以回应，表示要跟杨绛“奉陪”到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然而，杨绛是否见过林、肖先前关于此事的文章，她这篇《从“掺沙子”到“流亡”》是否是专为批驳先前林、肖的文章而作，就不好判断了。
钱锺书杨绛与林非肖凤打架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1962年8月下旬，钱锺书、杨绛以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搬入位于北京东城干面胡同15号3楼1室的中国科学院宿舍。房间四个，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为钱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一间则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朝北西尽头是钱瑗和女婿王德一的新房，与杨绛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一家人住在四居室内，摆上沙发、钢琴等物，闹中取静，距工作单位又不远，论条件，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好的了。
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风云大变，1966年8月中旬，钱氏夫妇被“揪出来”，并于转年5月中旬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劳动改造，不发工资，并遭揪斗棗辱骂和殴打，从此，生活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又过两年，1969年5月中旬，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年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钱氏夫妇房子也被分掉一半。于是，他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面积略大一些的客厅和套间自己住。不久，另一家人便搬进来了。住进来的是钱氏夫妇的同事濮良沛一家。
濮良沛，江苏海门人，1931年7月生，1949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入文学研究所，专治新文学，后以林非笔名行。其妻赵翔凤，北京人，1937年11月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女作家，后以肖凤笔名行。需要强调的是，赵翔凤与钱瑗同龄，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钱瑗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赵翔凤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
据杨绛讲，濮家初来乍到，钱氏夫妇主动“睦邻”，特别是杨绛，打小就接受父母“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美德教育，所以直到下干校，“两家从没有发生任何争吵”。
半年后，1969年11月中旬，钱锺书下放河南罗山干校。濮氏夫妇也先后下干校。1970年7月，杨绛下放干校前夕，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因“五·一六”案含冤悬梁自尽，而钱瑗则未下干校。
1972年3月，钱氏夫妇由干校回到北京家中，濮良沛等人则留在干校。4月，濮良沛回北京探亲，同事陈骏涛还托他给钱锺书带些花生。7月，濮良沛随同全体学部下放人员回到北京。至此，从现有材料看，两家的面子上至少还是过得去的。
作家杨绛这样说
冲突爆发于1973年12月2日，星期天。
据杨绛说，那天钱家花钱雇请女工陈某来洗衣。赵翔凤也要陈洗，并且定要先为自己洗。钱瑗不同意，赵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阻拦杨绛，拽不动，就急忙由大门出去找居委会主任。杨绛接着写道：
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这边正在一起撕打，而此时的钱锺书却还在房间里。据杨绛说，她当时“一声”都“没叫喊”，而钱锺书尔后从房间里出来，“该是”由于“听到”了撕扯中“木架倒地”的声音。钱锺书出来后，打架场景又有新的进展――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事情好像就此结束了，然而，杨绛却又“补”写了若干“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
杨绛又说，当时她锁上门，濮氏夫妇在门外用粗木棍狠狠打门。这时，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杨绛开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濮家去问，并批评了他们。
一番疾风暴雨就此消停。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杨绛继续写道，“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棗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
事后，钱氏夫妇向“领导汇报”，“一处处汇报”，而“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
接下去，“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又一个星期日到了，濮氏夫妇并未“下毒手”。钱氏一家三口“逃”出居室，暂住钱瑗所在北师大一间宿舍。时为1973年12月9日。
对于此事林氏夫妇有另一番说法
肖凤这样说:
与杨绛文章中的称呼相对应，在肖凤笔下，杨绛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目的岳母”，“是出了名的说谎话的能手”，是“笑面虎”和“老妖婆”。她说：“在那黑白颠倒的十年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受苦受难，可是也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炙手可热，无法无天，他们自以为很接近红太阳周边的几颗星辰，而变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们从干校返回北京之后，就被迫与这样一个人物成了邻居。
然后，肖凤着重描述了杨绛的女婿、“绰号‘刁德一’的精明青年”王德一，说他是“北京一所古老的名牌大学里的造反派第二号人物，是第一号人物的智囊，而那第一号人物则是经常出入旗手旗屋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且因她是女的，因此就显得格外著名。”肖凤还说，钱锺书和杨绛原本都反对女儿钱瑗与王德一恋爱结婚，“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嫌他出身于北京市的普通市民家庭。”王德一追求了钱瑗十年，杨绛一直反对，可是到了1966年，王德一“成了造反派的二号人物”，杨绛也一反常态，急促地要求他们结婚。
肖凤说，杨绛是个“极有心机”的人。杨绛的一个老同事，著名的沙士比亚专家，曾经赠送给杨绛两个绰号――“笑面虎”和“老妖婆”，“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
而以当时的情境看，杨绛“攀附这个过去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做女婿，当然是为了分享那种炙手可热的气焰，所以她虽然已经高龄五十，说起话来，仍然是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因为攀附上了这个造反派二把手，她的气焰一日渐高涨，但是她对这位给了她底气的女婿，仍然是从骨子里看不起的。女婿在学校里可以说是号令三军，春风得意，可是一回到岳母家里，就不过是个干体力活的小工，被岳母差遣着做干不完的家务粗活。那时候雇保姆已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女婿自然而然地就填补上了这个空缺。也许是校内校外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之后，这女婿就很少上门，宁肯住在大学里的集体宿舍了。”
肖凤还说，他们的邻居中，还有一位国际著名的红学大师，是三年困难时期从欧洲一所著名的古老大学里返回国内的，受到了官方、民众、上下左右的一致称颂。对于这位大师所受到的多方礼遇，“笑面虎”杨绛觉得极不舒服，虽然她与这位大师伉俪也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了，可是她不能容忍别人“出风头”。现在杨绛终于又找到了政治上的靠山，可以发泄发泄早就存在的嫉妒了。大师的一双眼睛是瞎的，于是“笑面虎”杨绛就借机辱骂大师，指着他的眼睛恶骂：“瞎了你的狗眼！”大师的夫人不能容忍丈夫人格受这样的侮辱，可是又畏惧“笑面虎”家里有造反派撑腰，不敢公开与他们对抗。
但是，随着那第一号女造反派的忽然失宠，“笑面虎”的女婿也受到了“涉及”。“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就跑到校园里的一棵白杨树底下，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学校发现了王德一的尸体，赶紧找到“笑面虎”的女儿，告诉她“快去收尸”。而钱瑗“真不愧是”“笑面虎”“这样的母亲调教长大的女儿”，听了校方的通知之后，竟然表态说：“这与我无关，他与我没有关系。”
“于是人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猜想：她的丈夫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就会走上自绝的道路吗？还是他们的家庭给予了他无力摆脱的压力呢？
王德一死后不久，便发生了打架事件。肖凤说：
有一天，我和“笑面虎”发生了龃龉。原因是她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太不懂得别人也跟她一样是人。比如说，她的女婿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和丈夫的情绪很低沉，每当他们特别烦躁的时候，她就立刻跑进我们的房间里，不由分说地抱走我的儿子，抱到他们的房间去，把我的儿子当成他们开心取乐改变心情的工具。有时儿子正在我的怀中玩耍，有时儿子正在床上或地上玩耍，她冲进房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也不得到我的允许，抱起孩子来就走。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还有她的丈夫，她认为其他的一切人都应供她享乐，为她服务，包括别人幼小的孩子在内。她根本无视我儿子的人格，也无视我的人格，当然也无视作为母亲的我的存在。她这样霸道地对待别人的孩子，常常会让我联想到目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她把我的孩子当成逗笑解闷的玩艺儿的这种态度，当时实在刺伤了我的心。本来，我也想，像红学大师夫人那样忍气吞声算了，但是，其他的一切侮辱也许我还能够忍受，唯独对我儿子人格的漠视，令我心气难平。这样的积怨多了，当然就难免爆发，于是龃龉终于发生。
在那些天天讲斗争的日子里，吵架斗嘴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稀奇，稀奇的是：“笑面虎”在尖叫了若干声之后，忽然双手抓住了我的右手，将我的食指塞进了她的嘴里，狠命一咬，立时，鲜血迸流。她的这个动作是如此地突然，如此地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根本来不及躲闪。……想不到一向以“高级知识分子”自诩的“笑面虎”，却干出了这种只有猫狗才干得出来的事情。
十指连心，我疼痛得立刻在叫，我的丈夫便从房间里奔了出来，出来解救我。而与此同时，“笑面虎”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手里举着一根大木棒，朝着我丈夫扶着我的手臂上就抡了下来，他的大木棒立刻断成两截，可见他用力之狠，用心之狠。我丈夫的胳膊立刻红肿起来，我们忙去医院看病，当时的医生诊断书至今还保存在我们手里。
他们打完了我们，咬完了我们之后，立刻把他们家中所有霉烂发臭的垃圾――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纸片、碎布头等等，通通故意地放到公用的走廊里，然后又立刻恶人先告状，找到了一位过去也曾通天的高官哭诉，当然不提他们自己的暴行。“笑面虎”一向都是出了名的说谎话的能手，“打小报告”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们夫妇的这些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彻底地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