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腔无调

    起了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题目，并没有如鲁迅文中所谓的“以见其彻底革命”的成分。野腔，见得放荡不羁，不合大流。实在的与民国时期还顶着个小辫子以示保皇决心招摇过市的辜鸿铭有几分神似的意思；无调，则是言之无物；既野又无物则又颇似“狂人”，虽没有像微微有些醉意的孔大侠也捣腾个《空山疯语》来附和，但也略有所得于是把这只言片语的疯话拿出来，并不作什么谦虚之辞。确实是“愚者千虑，终有一得”，不再卖关子招人唾骂或是惹得空气管理人员不快意。
    话说中国人骨子里多少有些“阿Q精神”，总是用些“我总算是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或是类似的精神武器，确实是高明。此言并不虚，否则也不会有人在《阿Q正传》一文问世发表后纷纷狐疑那文字是在讽刺自己，于是争风吃醋大动干戈，可笑。
    我尚且不及鲁迅十一的百分之二左右弱，所以我并不担心口出疯言后又引得醋价飞涨如民国时的物价。中国的文章秉承国人之习性。要说文章则有必要先研究一下中国的文人。这就好比达尔文研究人之前必须先去弄只猴儿琢磨琢磨一样，这里又有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是文人？
    大抵骗稿费，骗版权费，和默默无闻或是默默有闻的“抽屉”写作者都应该算是文人。但是这又不好说了，钱老留下句话“不一定白纸黑字就算得文章”。譬如：帐房先生也勤奋得写也是默默无闻，但是毕竟算不得是个文人，甚至算不上是个写家。看来不一定会写字的就是文人，追其根源的话，这还要先犯个偷坟撅墓的罪过把祖先一干人等都请出来理论一下。似乎有些个名气的文人都与“穷”有些百扯不断的渊源，首先文人就得穷。地主无论如何做不得真的文人，顶多算是附庸风雅，年老近古昔，吃喝不愁兼闲来无事而提笔写个“老当益壮”的拜年话自欺兼自娱一下而已，算不得文人。这么看来文人的界线倒是颇有些没头没脑了。放下这个且先说“文盲”：当街上文盲也读告示，嘴也动，也一行一行的看，后来知其底细的人问他看了些什么，文盲说：“我在数字数。”令人哭笑不得，那文盲也觉得自己很幽默的附和着笑。从学识上分来：写个“停车座爱枫林晚”的算是文人，吟个“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也离文人差不了二里地了。色盲是无论如何不会去搞美术工作的，但是文盲就可以大谈文艺，而且有着女人天生的本领还能让你误认为他是内行。所以从学识的标准行不通，从看上去像则更是没有保障。所以还得从社会地位来大致区分。
    “风骚”和“流行”的关系很像文人的命运。往往一个为人们唾弃为“四不像”的东西过了个把年后就成了“风骚”且也不管是正面意义上的“风骚”还是反面意义上的“风骚”，总是味道和声势大抵差不多了。于是为人唾弃的“四不像”大行其道，成为时尚流行的鼻祖；这时又跳出个“六不像”来，无疑又是遭人唾弃；但是过不了一袋烟功夫，那“六不像”又成了鼻祖。文人近似于这样，文人总是讨不着什么好。不是被贬下去就是被发出去，文人不得不编出“天将降大人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云云的一套理论来自勉，想来也算是自我安慰。所以文人永远是精神胜利者！但往往“文人江东死，写家塞北亡”时人们才像想起了一个远方亲戚，顿时郑重其事得称之为“好人”或是“真人”。不由得对着文人坟头肃然起敬潸然泪不下。再过几顿饭的功夫，这早逝的文人就成了为大众推崇的文学大师，又“诗仙”“诗圣”“诗鬼”“诗魂儿”得叫。那文人都不会料到死后竟成了开山鼻祖，但是下一个时代的鼻祖则又在这个鼻祖的时代当孙子。“皇帝轮流做”文人也是轮流“执政”，但是文人不同于皇帝的是：总在死后才成大师，就算不死也是“向来大气晚逢时”。而在常人看来：下一任鼻祖也就是认得几个字的乞丐。
    文人处境实属险恶，所以要发财最好是当官，其次是从商，再其次是贩夫走卒，文人会排到第三百五十几我还不敢妄下定论。顶多也就比乞丐好点有限，而且手里还缺了条磨得光亮的打狗棒。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可，做文人不可。”这话怕也不是危言耸听。饶了半天舌，文人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无从定论。可见文人不若老鼠蟑螂什么的，还很不好区分。俗话说“见好就收”我虽没见着什么好也就草草得煞了尾。虽然文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胡诌了这么半天也可见文人的一鳞半爪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我们可以推知，这样的人写出来东西会是什么样，大抵都是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兼替天行道而又无力回天什么的。反正文人大抵在他的时代总是没什么用的东西，甚至还不如茅厕，牙刷，水杯什么的“不可一日无此君”，所以“文人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茅厕，自叹不如。”实在得可怜。
    但是现代作家和作文就好比亲娘生的孩子，在党的关怀下含着花骨朵欲放，一批对新中国无比热爱的写家们自然大唱赞歌。于是乎激进派听得飘飘然了起来，开始忘乎所以。今儿弄出个“亩产小麦几十万斤”；明儿个整出来“若干年后赶超英美且实现社会主义”什么的。所以愈发的爱听赞歌而愈发的不思进取。进入20世纪后期诸作家们厌倦赞歌，于是乎纷纷效仿古代文人诗人的浪漫自由的风格，写个文化甜旅的游记或是做个抒情散文什么的。中国人就是有这么个特点：一个什么尔尔的红极一时，效颦的人便会此起彼伏。一时间抒情小诗又风靡一时，以至于跨了世纪后这情被抒得差不多了，当代写家便借着“开放”得大潮写起了言情小书。言情小书的作家更是像抱窝一样，小书一窝一窝的出版。再加之理论结合实践，写出来得东西更是有震撼力，无外乎让人读来有感同身受的微妙。这年头兔子都吃窝边草了，加之一句话“人人都开始过情人节，但是忘恩负义的人却多起来。”情事时有发生，但质量则令人不敢恭维。但是并不就此偃旗息鼓，反倒愈演愈烈。现在你随便翻本书哪里找不出个爱情故事或是早恋情节什么的。文学网站里点击率高的都是什么文章？自己看罢。七十年代你说党的光辉事迹感肺腑有人相信，八十年代你说家庭亲情的温馨撼天动地也不算过；但是现在这套都没人信了，你不写些个煽情或是不煽情的“花间月下树林深，河边马路公园里”的爱情小故事，谁理你？天大的笑话。
    我的意思不是不许恋爱，否则这又和徐志摩的《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冲突。但是平心而论，偌大的中国“在城里”和“仍在围城之外渴望进城”的人们又有几个真正懂得爱情的内涵？徐志摩之所以“大雅”实在是和他对世俗小市民的爱情亵渎的一种愤懑。徐志摩这样真正懂得爱情的人才是值得肯定的。徐志摩的气质中充满了雅，而且还是大雅。让我们再来看看小市民的爱情。
    赫胥黎说：“俗气是阶级下劣性。”这稍显抽象，且还要涉及阶级，不够大众化。倒是钱老总结的“过量是俗”来得畅快。看了满目仓胰的言情或是连情都言不出来大作后着实感到了俗，感到了恶心。通篇都是些“我爱你，你爱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爱了半天还很盲目，最后连谁爱谁都分不清楚了，并标榜自己的是现实性文学。可见小市民对爱情的理解－－－悲哀！本想大肆得批评一番，无可奈何我杯水车薪，还实在不敢轻举妄动，恐犯了众怒以至于－－－“满门抄斩，嚓！嚓！”。于是我说我的，他们写他们的，而且深情得写，日以夜继得写，不顾个人安危得写。后来才知道：这实在是继“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后的又一伟大的致富口号－－－“一人出书，全家光荣！”（原口号为：“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且听说那个“参军”的位置还可以换为其它，据说这口号还为计划生育做过贡献。）
    市面上说社会飞速发展，文化也当飞速发展。但是最大众化的文学却如是的不堪，新文化在哪儿？新思想在哪？若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思想文化也就罢了，但如果有而不拿出来是为了“人之为道而远人”？还是舍不得暴殄天物，等到有一天没菜吃就着馒头下饭？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的人就是能有菜也就着下肚了。“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但是，这又不免偏激。我们要客观得为当代的写家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中国学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就好像现在的机构里把工程师不当回事儿一个道理。文人也是人，也得养家糊口，忙了半天还不如一个卖菜的挣钱多。所以投其所好尽写些凡夫俗子的文章换晚饭吃，这么看来那文人倒并不可恨，反倒可怜了。但是近来某报连篇累牍报道：一家很有学术成就的大学百万巨款挖走了个人文教授。这倒是好事一件，起码说明人文学者和学术开始值钱了，起码也比卖菜的挣钱多了。引得众半路出家的文人又是气又是羡慕。眼红者不计其数，其实这也好，坚持下来的才是菁华，才成得正果。
    若是仅仅自娱倒是没有道貌岸然的必要，若是仅为自娱而写作就是所谓的“抽屉文学”。这抽屉文学才是大有可看性的，抽屉文学一般仅仅是读者自己的真实感受，所以没什么主题不主题之说。可既然拿出来发表也就不是抽屉文学了，这是个矛盾。总之，好的文章即使是作者也舍不得拿出来暴殄天物。所以好文章鲜矣！且大多数读者跟风般的热衷于某作者，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作者必须按照编辑的品味来写作，往往作者认为颇为得意之作编辑却不以为然。到头来还是编辑一锤定音执掌生杀大权！所以以后建议还是不要署名谁是作者，仅仅一个醒目的大字“xxx编辑”，也好为读者找文章和认识发现人才都作出贡献，可谓一箭双雕，两有益的事儿。
    再次仅问：真正热衷写作的还有多少？真正把文学视为情妇的还有多少？我只好也学着孔侠的样子装模作样得拍着各位大玩文字的写家们的肩笑说：“哥们儿，玩儿你的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