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青春万岁》，扑面而来的是“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青春誓言，你会为之热血沸腾。作品中几乎每个人物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因为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在他们一代已变为现实，这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人第一次真正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站起来了”的骄傲与自豪溢于言表。作为同龄人，王蒙不仅亲历了这一切，而且他还是新中国解放的参与者。解放前夕，他已经是一名“少共”，所以作家内心的澎湃的热血自然不同于一般同龄人。他作品中不但充满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还充满着青少年学生的理想和热情：他们的话语是那样的富有朝气，他们的行动是那样的富有活力，你会感到他们不是在“走”，而是在“跑”和“跳”。当然，他们同样有青少年成长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诸如早恋、学习、家庭及社会影响等，但他们都能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指归，调整自己的思想言行，使其一统于社会主义建设。
《青春万岁》的主流是激情的，理想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即使有忧郁的个人的内涵的东西，也能比较容易“融入”大局的时代的洪流，而这种忧郁的个人的内涵的情愫在“融入”的过程中则沉淀净化，升华为诗意，这种诗意以乐观主义为主导。放眼解放初的文坛，我们发现：这种诗意的理想主义不仅仅是“少共”作家王蒙式的，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如郭沫若、艾青、贺敬之等无不沉浸在对新政府的诞生的欢歌与对新中国未来的憧憬的激情之中。我们读《青春万岁》会欣喜若狂，她的理想主义令人神往，她的诗一般的激情令人难忘。
六七十年代中学生们或忙于文斗武斗，或忙于上山下乡，没有人再去(或敢去)眷顾文学，八十年代大家都忙于高考，如果太渴了就去读金庸们和琼瑶们，同样没有人出来做代言人。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深圳，有一个女孩利用高中时期的寒暑假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季雨季》，才给青少年朋友们送上了他们自己的大餐。
《花季雨季》中并非没有理想主义色彩，在萧遥、谢欣然等人身上就有许多理想主义的东西，他们会顾全大局，也不乏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境界，用围棋界的话来说，颇有几分“求道派”的精神。但作者着墨的还远远不只这些。因为在孩子们的眼中，原本圣洁的老师早已不是高高在上，他们也有烦恼也有功利也有弄虚作假，甚至不乏几分卑琐，但学生们却“理解”甚至“包容”他们的老师，如同学们为配合老师上公开课而进行的预习演练等即是明证。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老师的形象与师生之间的亲和，甚至有女生暗恋他们的老师。
不仅如此，《花季雨季》所再现的当代中学生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理想主义固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实用主义(如余发)也无需躲躲藏藏，即便个人主义(如陈明)作者也并非要对之矫枉过正或宣判死刑而打倒之。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作为转型期的特有的多种意识共存的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学生们渴望证明的是：他们自身成长中所伴随的一切——包括恋爱，都属正常的。他们能宽容成年人，他们能理解同龄人中的早恋者，但成年人却“小看”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成年人。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一个代表所有中学生意愿的呐喊的声音：父母们长辈们老师们睁大你们的眼睛尊重我们、理解我们、关心我们吧，我们不仅需要物质的富足，我们也渴求拥有精神的空间。为什么老把我们看成小孩(实则是忽视了我们是有血有肉有头脑会思想的人)？为什么总是居高临下对我们讲话？
所以，很多成年人读了《花季雨季》都有感慨：原来我们的孩子们后辈们学生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幼稚，我们在面对他们时需要的更多是平等尊重交流理解期望，而不是压制。
《花季雨季》的出现，应该感谢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深圳这块充满创造活力的热土。因为它使中学生们的思想更为活跃、更少保守，而且他们向这个为成人垄断的世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韩寒的《三重门》与前两者大不相同。所反映的生活面，显然不及前两部广，但是，论批判的锋芒，似乎又是前两部所不及的。作者少了青少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多了成年人的复杂和冷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少共”作家王蒙看问题是乐观的自信的的理想化的，九十年代中期的深圳中学生郁秀则务实而明快，到了跨世纪的上海中学生韩寒这里，却表现得尖酸刻薄，又充满调侃揶揄，甚至老辣超凡。至于主题，韩寒似乎并不刻意追求，还自言自己的小说因为玩语言而导致内容空洞。其实，在这些玩语言的表象背后，作者还藏着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现今教育弊端的针砭。如作者笔下的老师显得平庸无聊却装腔作势废话连篇，写老师与学生的隔膜，校长的官僚主义，应试教育下的沉闷的校园生活。最终，是分数把萌生爱情的一对青年学生(Susan与林雨翔)活活拆散了。在孤寂与无望中，林雨翔开始消沉，并接触到社会的阴暗面……
在韩寒的语言系统中，我们找不到王蒙式的抒情诗，也看不到郁秀式的明快的散文风格，我们只好说：韩寒过于早熟，过于早慧，他不像一个中学生？！
不管你喜不喜欢韩寒，他注定不同于已往的乖娃娃了，他说粗话、说大话、骂人、笔伐老师，俨然中学生中的异类，但同龄人有人欣赏他。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王蒙的理想主义到郁秀的务实主义到韩寒的无所谓的“小混混”的生活主义，是喜是忧，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也许正像韩寒所言的：自己的小说“内容空洞，主人公基本上没干什么事，就这么混混沌沌过着。但这就是生活”。这里，文学远离了理想主义，远离了抒情散文，还原到生活流本身，颇有几分无所谓。是否说，作者的思考就在这无所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