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里,国家增加了重点建设高校的投资力度。但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比,前一轮的集中投入刚刚使中国的一些高校“脱贫”。因此,国家保持持续稳定投入,并将经费公平合理地配置,是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中国大学校长们关注的话题。
一流大学有两个硬指标,一是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二是要有一流的师资。21世纪,重大科学研究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人力成本等。正如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所说,科学研究将越来越昂贵。而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优质人力资源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中心,致使其成本增加较快。因此,无论是美国哈佛大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其校长都将筹款列为大学校长的第一要务。
而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在经费投入上不具可比性。且不说美国那些“富有”的私立大学,单说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年的经费开支是24亿美元(包括州政府教育拨款、联邦政府科研经费、学生学费和社会捐赠)。中国高校的投入长期处于低水平,“九五”期间正式启动的“211工程”和“985工程”,被很多中国大学的校长誉为“久旱后的甘霖”。“211工程”一期建设总投入为180多亿元,分配到99所大学;在“985工程”一期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年累计各得到了18亿元的资金支持,其他若干所高校也分别得到了数额不等的资金支持。另外由于共建关系,一些部属的重点大学还从地方政府和一些政府部门得到了支持。
“过去几年,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重点建设的大学,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靠我们的艰苦努力,但也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国家持续、稳定的投入,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障。”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
无论中外的大学,科学研究经费在学校经费中所占比重都很大。近年来,中国高校科研经费增长较快,2001年已达到176亿多元,其中来自政府的纵向科研经费和来自企业的横向科研经费各占一半,但总体数额与国外大学的科研经费相比,相差甚远。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体系,共有10所研究型大学,其科研经费每年为70多亿美元。高校是我国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国家自然科学奖每次评奖,高校的成果都占到一半以上,但高校得到的研究经费却远低于这个比例。很多校长建议,在科研经费配置方面,国家应统筹考虑。
社会捐赠是国外大学重要的资金来源,哈佛大学有1/3的经费来自社会捐赠,但社会捐赠在绝大多数中国大学的经费构成当中所占比例几乎可忽略不计。分析原因,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认为,“一是有钱的企业还不是很多,二是缺乏行之有效的补偿机制,比如说免税政策等”。他建议国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引导社会向教育捐赠。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学得到的经费不可能与美国大学相提并论。“在经费仍然十分不足的情况之下,更公平合理地配置有限的经费显得很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
纪宝成认为,无论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的二期建设,在经费分配上应主要根据重点学科、重点教学和研究基地进行投入,而不是主要以学校为分配单位。他建议,根据自然学科、工程学科、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点,分为几类,对不同类型的重点学科的投入,根据实际情况投入强度有所不同。重点学科、重点教学和研究基地多的学校,得到的经费支持就多。鉴于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得到的支持太少,“211工程”二期建设应有补偿性的支持。另外,对于事关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或需要进行扶持的薄弱学科,可单独列项进行重点投入;对于由于种种原因而致历史欠账过多、至今仍举步维艰的著名重点大学,以及其他特殊需要,“985工程”二期建设应作为个案加大支持力度。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对以重点学科、重点教学和研究基地为主要经费配置方式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说,不妨将类型分得细致一些,比如数学和生命科学的资金需求可能会相差比较大,投入应有所区别。另外,在按重点学科进行投入时,一定要对交叉学科有所考虑。比如对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给予投入,以鼓励高校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在科学研究当中,人是最关键的因素。王生洪校长建议:“可以考虑增大引进人才的资金投入,我们现在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很成功的,今后还可以加大力度,同时扩大到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另外,还可以考虑对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进行投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从去年开始这样做,复旦大学一个从事人类基因与癌细胞相关基因功能研究的优秀团队得到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国家在对教育进行投入时,应更多地从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的角度,从地区之间均衡发展的需要以及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考虑。目前,东、西部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平衡地区间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大学从社会当中获取支持的强度也不同,西部高校更需要国家的支持。”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