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7日，星期六。深圳笋岗工业区一栋5层楼的4层，一间简单装修过的办公室。王涛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王涛：“你非要采访我，我真的不愿跟记者说更多。我只想回来做点事。”

　　记者：“做事在美国不是更好吗？”

　　王涛：“我说的做事是创业。破釜沉舟开创一番事业。”

　　记者：“你在美国很舒服，回来条件如此艰苦，不会有别人看不见的好处吧？”

　　“好处？为了好处就不回来了！”王涛“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我带你去看看我原来住过的地方！”

　　就在这栋办公楼的二层，楼道里没有灯，狭窄得只能走过一个人。一间木门上了锁，足有1指宽的门缝透出一缕幽幽的光。

　　王涛就在这间屋子里跟打工仔住了两年。

　　在美国，王涛是密执安大学客座研究员，持绿卡。一家人出有车，住有房。

　　生活仿佛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他说：“我回来是创业，不是享受。要享受，美国的环境比中国好得多。”

　　4年前，王涛回深圳创办了一家医学新技术有限公司。几易其名，他将自己的公司定名为“益心达”。

　　“‘益心达’即‘一心达’。就算铭志吧。我这次回来一心要达到目的，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他说。

　　王涛的研究方向———介入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回国之初，王涛除了怀揣一项世界一流的医学介入导管技术外，一无所有。他的创业从“斤斤计较”开始。

　　那天，约好去王涛公司。9时整，记者与王涛在深圳特区报招待所门口见面。王涛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我是坐公共汽车过来的。你是客人，不忍让你跟我一起挤公共汽车。”王涛一边关车门一边说：“我没有车。”

　　王涛从兜里掏出中巴卡在记者眼前晃了晃。“我有许多卡。我打电话用IP卡，手机从不开机，座机也不打长途。你看，从深圳打电话到北京，座机是每分钟一块两毛五，而IP卡只要3毛钱。”

　　王涛说：“我必须从一分钱算起。公司是我自己的，我在给自己打工，不学会控制成本怎么能做成事？”

　　3年来，王涛潜心研制开发他的导管。因此，不仅付出了数十万元研究经费，王涛还上缴了数目不小的“市场培训费”。

　　机会是均等的，对所有的人来说，成功和失败概率各半。但王涛说：“就是有1％成功的机会，我就愿付出100％的努力。”

　　如今，王涛研制开发出中心静脉导管、动静脉血管鞘两个系列产品并投放市场，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降低30－50％。7家外国公司因此被迫退出了中国市场。公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因为这是business，是创业！”

　　从美国到中国，田溯宁有十足的准备。“就像当初出国时一样，回国，尤其是走上创业的道路，一定要有再次奋斗的准备。”

　　1995年，田溯宁披着军大衣在北京街头匆匆行走。偶尔打一次“面的”。刚回国的前几个月，田溯宁“热衷于”买东西与小贩讨价还价，坐出租车与司机侃山。他要先找到回来的感觉。

　　回国之初，他在北京中关村租了两间简易办公室，开始了亚信的事业。

　　1994年，在爱国华侨刘耀伦先生50万美金风险投资的支持下，田溯宁与几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创建了因特网公司———亚信公司。

　　1995年，亚信一行人回国发展。

　　田溯宁说，他们是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回来的。“有一种认识：我是为国家回来的，我有技术，你就应该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等着掌声和鲜花。这注定要碰壁的。因为这是business，是创业！”

　　“任何创业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顺利和成功。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抱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北京有问题，美国有没有问题？只是具体问题不一样而已！”田溯宁强调说。

　　回国后，田溯宁的公司陷入无资金周转的窘境。他和伙伴们从一家银行到另一家银行，但任凭磨破嘴皮，没人相信他的宏伟蓝图。急出一招，他将公司合同抵押给银行，可人家根本不买账：没有固定资产作担保，就十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谁信？

　　中国当时的现实就是：搞房地产的很容易得到贷款，而最有前途的网络技术却无人问津。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田溯宁说：“不过，再过10年20年，中国的各方面条件都好了，机会也就少了。这也是很现实的。”

　　经努力，田溯宁终于成了“中国Internet建筑师”。亚信建设了中国互联网（ChinaNET）、上海热线、北京169多媒体平台、广东163网等近百个网络工程。著名的美国Fidelity公司称亚信是“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企业”。

　　如今，亚信公司技术服务营业额超过6亿元人民币。

　　田溯宁认为，创业，国内和国外的困难是一样的。“很多人说，中国这么难，不好办。对你难，对外国人更难。假如都那么容易，今天中国的市场，明天不都是国外的了？”

　　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在国外什么都能忍着，回国就什么也不能忍了呢？比如说挤车，你到曼谷，到台北照样挤车。”“去美国时我们一无所有，几年后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工作。但这些不该成为包袱，不该成为创业的羁绊，使我们不愿再度吃苦。这些应该成为继续奋斗的基础。”

　　“留学生归国创业，完全是他们的自主选择，无人动员，无人胁迫。他们是一个能够也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群体，他们是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群体。正是这种群体的日益扩大，才能真正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现代进程。”

　　不是谁都在成功的喜悦里。在我们的访问中了解到，成功者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人还在苦苦挣扎。

　　小A回国创业的路就不平坦。

　　在深圳，记者设法追踪小A未果。12月13日晚，曾经采访过他的一位记者说：“他不愿谈自己。今年6月，我数次打电话约他，他都推辞。最后我承诺隐去姓名和单位，他才答应回答我的问题。”

　　小A家是三代留学生，三代人都回了国。他的舅爷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硅酸盐研究所。

　　小A的父亲50年代留学苏联，文革期间挨了10年批斗。但当儿子迈出国门之时，他还是一遍遍地叮嘱：学成要回国。

　　1987年，小A去美国取得自动控制博士学位。1993年，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深圳即将组建轻型飞机制造公司，便来到深圳。他说：“中国人在美国找不到用武之地。”

　　然而，深圳的飞机制造公司阴差阳错没有上马。小A只好受聘于深圳一家多媒体电脑公司。

　　2年后，不甘人下的小A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公司不大，微利经营。他雇用几个人从香港招揽生意，组装元器件，再返销香港。不久，他的公司又转向软件制作，后因销路不畅，不得不卖掉了公司。

　　小A现就职于深圳一家合资企业。

　　小A说：“我要从最底层做起。折腾了好几年，以前学的前沿技术优势正在丧失，我得抓紧时间充电。眼前的事是先把企业交给我的项目做起来，今后有机会再自己做。”

　　小A开始了重新积蓄能量的过程。

　　小A的经历，也是许多归国创业者的经历。

　　尹昭是另一个案例。

　　1992年，尹昭从加拿大回到深圳。他本想引进国外全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不料与国内的环境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我从来是一丝不苟地穿西装、打领带，但现在我妥协了，改穿T恤衫。”但尹昭不气馁：“虽说一种创业不成功，我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尹昭到处游说企业家们出资办教育。几天前，已在贵州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

　　尹昭说：“国民素质不提高，大的环境不改变，大伙儿都做不成事。”

　　无论小A们，还是尹昭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回国创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正如一位归国创业者所说：“归国创业要竭尽全力，哪怕失败了也不后悔。”

　　深圳市青年问题研究所所长田杰长期关注留学生回国创业问题。他说：“留学生归国创业，完全是他们的自主选择，无人动员，无人胁迫。他们是一个能够也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群体，他们是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群体。正是这种群体的日益扩大，才能真正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现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