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著名学者潘懋元教授的分析，高等教育质量在当前主要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一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受教育者数量大量增加，会不会导致质量下降？
如果单纯从生源质量看，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彦良分析，在当前的招生考试制度下，学生如果降低50分，其素质就要降低一个档次，一个班的教学要求和进度就不能统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在一份材料中说，将中国10年前出去的学生和近期出去的学生素质相比较，可以感觉到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近年有所下降。
其实，这主要是教育质量观的问题，不同的质量观，评价人才的标准大相径庭。在精英教育时代，我们习惯用知识质量观来评价质量，认为上大学就是“读书”，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表明质量越高。到了90年代，令人记忆犹新的“高分低能”的争论，促使教育界开始倡导加强能力的培养。这时的质量观，要求学生既要有知识，又要有能力。现在又流行全面素质观，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还要学会做人；既要具备人文素质，又要具备科学素质。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人才培养质量呢？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应该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各自的特点和社会适应面，从而也应当有各自的教育质量标准。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也特别指出，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不应该用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取向与标准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就像不能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职业技术取向与操作能力标准来规范精英型高等教育一样。根据潘懋元先生的理论分析，我们对质量的评判问题迎刃而解：正是由于用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大众化高等教育，从而产生了数量增加、质量下降的困惑。
也许有人说，在精英教育时代，我国的本科教育与国外包括美国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本科教育相比，质量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但是，这样的质量是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取得的，我们国家采取层层考试，层层淘汰，重点高校的学生几乎是百里挑一，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实行的是大众化高等教育。
当前，高等学校“培养专家”的声音越来越弱，人文素质教育的步伐越来越快。不同规格、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正在按照各自的质量要求，努力形成不同的特色。整齐划一、统一标准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文化素质观、全面质量观、全面发展观等教育思想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许多学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模式、增加投入、开拓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途径等方面，正在努力适应大众化教育的趋势和要求，切实采取措施，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