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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梁建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本科四年级学生，现在由我向大家介绍我的作品‘机器鱼’。”人们好奇地围过来，我一边发送资料，一边开始讲解。

　　“传统船舶与潜艇都是用螺旋桨推进，而鱼类却一直使用鱼尾摆动的推进方式，不仅效率比螺旋桨高15％～20％，而且具有很低的噪音和优异的机动性。按照我们的理论推算，50米长的机器鱼，水下速度可高达每小时180公里！因此，开展鱼类运动仿生的研究，在军事应用领域有着诱人的前景。”

　　参观者被我的讲解深深吸引住了，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在一个长2．4米，宽1米的水池里，一条0．8米长的“机器鱼”在畅游，它时而奋力向前，时而掉头转弯，甚至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它能游出一个“8”字。展出第二天，重庆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有趣的机器鱼。

　　（爱写科幻小说的梁建宏，在第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凭借作品“鱼类运动仿生研究及其柔体潜艇模型”成为一等奖的获得者。这位22岁的本科生，在大学四年级时担任了99级近400名新生的辅导员。1999年6月，大三即最早被确认为具有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同学，准备进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航机器人研究所深造。）

　　我们的活动场所在几间地下室里，又闷又潮，一般同学都不愿意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我在这里一干就是3年。在这里，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创造”。“创造”就是“创新”并“制造”。我们这群人身上的确有某些共同特点：

　　求实。我们身边总是有几本资料或图纸，你要想做个新的东西来，首先得证明它不是个旧的东西。

　　热爱生活，充满情趣。音箱里响着各种风格的音乐。对各种新事物充满好奇，小到耳机、充电器，大到计算机软件、飞机、坦克，我们都想了解一二。

　　想像力丰富。会把两个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有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快乐。

　　实干。今天砸坏的飞机，明天就能修好，重返蓝天。

　　（11月1日比赛结果公布，有43个项目签订了转让协议，总金额达1．1325亿元，其中单项成果最高转让金额为960万元。重庆市民不禁纷纷议论，一夜间“挑战杯”成就了几十个学生“百万富翁”。甚至有人说：这些娃儿都带有保镖，否则上百万元现金，怎么防得住？）

　　目前，我的项目正在申请国防科研基金。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海军将拥有一种像鱼一样高度隐蔽的潜航小武器系统，它将成为我们攻击敌人大型舰队以及封锁港口、航线的撒手锏。

　　许多大学生喜欢怨天尤人。在“挑战杯”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年轻的生命，就是要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当你一次次突破了自我的局限和禁锢时，你的梦，就不再遥远。

　　跨入新千年，中国大学生将拥有更多的共享资源和交流空间，校际联盟、后勤社会化、电子虚拟课堂、校园网络虚拟社区……大学生活不再是三点一线的平面，而是一个充满奇遇的立体空间。在这么一个时代里，我们的梦想可以实现。

　　那段日子，我犹豫着，彷徨着。几番反复之后，“大学生”的诱惑占了上风。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离开给我带来光环与荣誉的体操，去完成耽搁了的学业。

　　（当时，莫慧兰可以选择的路很多，她选择了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

　　当我已经确知自己就要成为一名大学生时，我数着日子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当然也存在着一种不安、紧张和压力。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位世界冠军，但在学习上我将肯定会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甚或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都有可能弄不清，我只能时时地向周围的同学请教，到那时他们会不会觉得“你莫慧兰怎么啦？连这个都不会！”想到这些我真是感到很害怕。

　　终于到了那一天。

　　那个清晨在我脑中记忆犹新。走在人大的小花园的时候，天，那么多的人或坐或倚或站地在念书！初照的阳光，和着朗朗的读书声，一股浓郁的学风扑面而来，那样与我的想象丝丝入扣。这一刹那远比人大的一纸通知书更真切地告诉我，我真的是一名大学生了！

　　第一节课是军事理论。我给同是新生的同学带来新奇：莫慧兰来了！经意不经意之间，我听见这几个字在同学彼此的唇间流动。尽管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和同学们交流不是很多，但同龄人之间，本是没有那么多隔阂的。这是一门公共选修课，有上百名学生，尽管我历经过各种大赛场面，但仍抑制不住紧张，心嘭嘭直跳，课也听不怎么懂。突然，老师说：听说莫慧兰来了，我们请她回答一个问题吧！天！可怜的我当场闹了个大红脸。我脑子里轰然一片，呆呆地站起来，算亮了个相，然后再尴尴尬尬地坐下。

　　第一节英语课照样给了我个措手不及。我惊讶地发现，老师竟然用英语讲课！我只听见耳畔流泻的单词，却怎么也捕捉不到它的意思。要命的是，可能我一脸的迷惘太引人注目，又不幸“中枪”，被不知“内情”的老师叫了起来，一连串English后，我脑子一下就蒙了。同桌提醒我：老师让你用英语介绍一下你的近况。很没面子，我一句“I am sorry，my English is very poor”，将这个小小插曲草草收场。

　　脱下体操服的时候也早已卸下了往昔。我是好胜的，我不会拉下。一年半的大学生活，让我呼吸了自然与生活真实的空气。背着书包行走于人大的校园，甩一头短短的乱发，穿一身休闲服，初识我的人总忍不住诧异：和电视上的你不像啊！我笑而不答。也许，生命中的另一层面，真的已经在起飞了？

　　今后是一个越来越重视文化知识的时代，估计会有更多的搞体育的人同我一样走进大学，在大学里见到我们这样的学生将不再新奇。反正我觉得今后不管人们干哪一行、做什么工作都不再是持续不变的，学文化对谁都是一种最重要的需要与满足，大学也将会日益“大众化”。

　　成长，总会伴随着一些异想天开。远方的雪山使我着迷，吸引着我的灵魂。

　　（大二时，北京邮电大学的姚飞便开始了攀登雪山的梦——尽管学通信的他“学习紧得要命”。但梦想并不是仅仅靠勇气就能实现的，姚飞第一次打算攀登岷山主峰——雪宝顶，并为此做了一年的准备，结果受挫。）

　　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攀登雪山的梦想再次变得遥不可及。但我并不怪父亲，我很理解他的心情。

　　（姚飞接下来又做了一年的准备，并要挑战一个更高的目标——攀登海拔6000多米的玉珠峰。）

　　前面是一个洁白晶莹的冰雪世界，真正的攀登开始了。我提起冰镐，抬起脚，踏上冰面，感觉脚底冰爪刺破冰层陷了下去，将我牢牢钉在冰雪上。回头看去，身后留下一行冰爪印。多年来，我似乎一直在追寻这一刻。

　　落到了队伍的最后。我已经很累了，双腿疲劳、麻木，雪坡似乎永无休止，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凭着本能向上，再向上。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站在了山脊上。回望广袤的高原，壮丽的景色令我激动不已，只有登山者才能以这种视角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

　　将冰镐插入前方的雪里，然后倚在上面喘两口粗气；再将左脚抬起，让脚下的冰爪插入雪中，迫不及待地再吸入两大口空气；将右脚挪到左脚旁，然后呼气、吸气，再呼气、吸气；再一次将冰镐插向前方。当我休息时，除呼吸时喉咙发出的声音外，生命似乎已不复存在。没有失望，没有焦虑，我只拥有意志。然而，面对强大的疲惫，我的意志却在消逝，消逝。

　　猛然，一团黑云包围了我们，刹那间，四周一片昏暗，冰雹夹杂着震耳欲聋的雷声铺天盖地袭来，气温骤降。我立刻把冰镐扔到一旁，趴倒在雪上，以防被雷电击中。我们从未与雷电遭遇得如此之近，而且冰爪、冰镐等金属物体简直就像是避雷针，如果雷电劈下来，最先被击中的肯定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死亡近在咫尺。每一声炸雷过后，我的内心都会随之颤抖，然后庆幸自己又听到了雷声，证明我还活着。我们屏住呼吸听着雷声从右边绕到脑后，再由脑后绕到左边，然后从身边飘向远方，慢慢地和冰雹一起消失在空气中，绷紧的神经才渐渐地松弛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敢站起来。

　　忽然，雪坡不见了，眼前是一个宽阔的雪台，再没有更高的去处，这里就是峰顶！我一下跪倒在雪上，眼泪不知不觉中落了下来。我成功登上了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

　　我们的大学将不再囿于那几百亩的土地上，大学必将越过围墙，走入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大学将与社会融成一片，真正实现“走出象牙塔”。追求心灵的满足及其多样化，将使学子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书本，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折腾”开来！

　　5月的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了一路喊着口号的同学正走向北大东门，他们要到美国大使馆去示威。被气氛感染，我立刻说：“同去！同去！”

　　（罗光弼，1997年从台湾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工程系。）

　　同学们非常活跃，他们的脑子里有很多新潮的东西，有些即便放到世界上去都可以说是具有前沿性的。以前，我一直觉得大陆学生应该是很古板、很偏执、很狭隘的，来了才发现完全不是如此。当然也还有好些现象跟台湾过去相似。如北大学生留洋的热情特别高。台湾大学生80年代也是这样的，而现在是留学人员纷纷往回跑，人们已把留洋看得很平淡，出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想将来大陆的情况也会是这样的。

　　我现在的年龄正处于“役男”（台湾所有男子都必须服兵役）的阶段，在台湾是不能出境到大陆念书的。当许多台湾朋友问起兵役问题时，我总是开玩笑说：“我是为了逃兵役才到大陆来念书。”但也确有这层事实，并且像我这种情形的台湾学生非常多（我们只能在完成学业之后再回去服役）。

　　前几年，台湾“教育部”曾拟定一个草案承认台湾学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6所大陆高等学校的学历。但后来，这个提案被搁置下来，没有真正公布。最近又说台湾“教育部”对来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实行登记、注册、批准后才承认其学历。但对于我们这些几年前来大陆的学生的学历是否承认，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对于美国的大学，台湾是承认的。大陆许多高校的水平并不比美国差，北大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美国许多著名大学都承认其学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学历在世界上也是被承认的。如果台湾还不承认这几所高校的学历的话，就太没有胸襟了。并且现在台湾的教授可以到大陆做客座，大陆的教授也可以到台湾做客座，教授可以承认，那为什么这些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学历不被承认呢？何况我们在大陆的学习也是下苦功夫的，并不是虚度时光。难道两岸的沟通及交流真的是难于上青天吗？

　　在台湾时常听父亲的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情况，总认为大陆非常脏乱、贫穷。来了之后才知事实并非如此，有许多城市都是现代化的典范，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来北大近3年了，感觉这儿的变化真正是日新月异，说明祖国大陆蕴涵着极大的发展潜力。我常常觉得自己对祖国大陆的前程抱有比内地学子更大的信心。

　　将是一个真正以“稳定与发展”为贵的年代，而“稳定与发展”依赖于统一，因此中国的统一应当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学习生活，我们这批在大陆求学的“先行者”们，对两岸的情况已有了更多的了解。相信我们这些有着民族心又具有知识文化的学子在促进两岸科技、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能够为促进祖国的最终统一做出一点贡献。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深深爱着这个前程似锦的学科，将努力抓住机遇，争取在该领域有所成就。

　　一直到高中，我仍不敢跟女孩子接近，与女生一说话就脸红，唱歌一有“爱”字就绕口。

　　（自称性格内向的董俊华，是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96级本科生，1998年11月在北美精算学会组织的考试中获得了全球第一。）

　　提起精算，很多人肯定不熟悉，它引进到中国的时间也很短，主要用于保险品种的开发核算，是保险业的核心。精算有15科，报名费极昂贵。我要考的话就必须争取获得免费考试资格，而负责资格申请的是统计系。

　　易教授是统计系主任。一次讲座间息，我跑到她面前，冒昧地说：“易老师，能跟你说个事吗？”

　　“你讲吧！”挺爽快。

　　“我是工商院的学生，对统计学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精算。我想参加精算考试，您觉得行吗？”

　　易教授露出笑容，“行，没问题。”此时正好来了一个搞报名工作的黄老师，“小黄，这是工商院的学生，想考精算，不就占个名额吗？”

　　谁知黄老师板着脸道：“这可能涉及到程序上的问题，瑞士再（保险公司）不会批吧！”

　　易教授改了口气：“这样吧，你写个申请过来，我们开会讨论讨论。”

　　（第一次申请以失败告终。）

　　报名时间快到了。我也给逼急了，一次碰见易教授时变得很冲动：“易老师，您让我报吧，我保证能拿世界第一！”

　　易教授一怔。老师一般不喜欢狂妄的学生，我实在没办法才这么说。

　　“你以什么保证？”

　　“如果失败了，我愿意出全部报名费。如果我成了，以后你得让我一直考下去。”

　　“你还是先交一定的钱，如果你得了就退给你。”“行！”

　　（但还是没有申请成功。）

　　有一次，统计学家袁副校长开关于介绍精算的讲座。袁副校长是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我们面对他只有敬畏。讲座完了，好多人向他提问题，又过了好久，他终于要走了，可还有好多人要送他。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单独谈，都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

　　怎么办？豁出去了！狠下一条心，我冲着校长他们一大堆人奔去。

　　（争取了一年多的考试资格终于得到了，董俊华快乐疯了。）

　　我又考了世界第一。

　　一年内我已通过8门精算课程。我期盼着成为第一位本科精算师。

　　能在2000年毕业，我感到很骄傲。但是，大学生的数量也以神奇的速度在增加，扩招，再扩招，想必不久的将来每一位青年人都是大学生。面对这种变化，“是一名大学生就是一粒金子”的时代将一去不返，每一位大学新生都需要早早地告诉自己：“靠老师的给予已经不够了，必须自己伸手去找去拿，学习真本领，争取更高的学历，直到自己从‘贬值’的大学生堆里成为‘值钱’的大学生。”

　　那年夏天，《背起爸爸上学》剧组到电影学院选演员，幸运居然落到了我一个还在电影学院上一年级、没有任何影视表演经验的学生头上，我有点受宠若惊。

　　（颜丹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96级本科生。）

　　我在影片中扮演石娃的姐姐。我跟随剧组来到了影片的原型——李勇同学的家乡，与李勇和他的姐姐同吃、同住、同劳动。

　　李勇的姐姐，一个当时成绩很好的、村中惟一的女初中生，为了弟弟而放弃学业选择了嫁人，一辈子呆在穷山沟里，再也没有更多的梦想。

　　我开始跟她学习砍高粱。在飞着各种小虫、蚊子、一人多高的高粱地里，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姐姐用镰刀挽过高粱秆，左手熟练地抓住，举起镰刀斜砍下去。随着“唰”脆脆的一声，高粱头就掉了下来。那么有节奏，有韵律。她拿起一捧高粱，说：“今年的粒大，饱满，是个好收成。”

　　我记住了她低沉且扎实的声音和毫无遗憾的笑声。我明白了：说她是姐姐，远不如说她是母亲更加贴切。她身上有传统中国女性的一切美德，她的幸福在她的弟弟——她的孩子身上得到延续。她所有的情感在劳动中得到了完全的宣泄和释放。

　　当影片中弟弟告诉我，他得了奖并且要考师范学校当老师时，我把为弟弟兴奋和为自己感伤这种复杂的心情，全部集中在镰刀砍在高粱秆的力量上。（颜丹晨以这个角色获“飞虎杯”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我非常庆幸自己有这次体验生活的经历。感谢姐姐，她的真实故事告诉了我另外一种生存的价值。

　　说真的，我很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它可以跨越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感受和演绎多样的人生。

　　拍完电影《花季·雨季》后，我悄悄问戚导，为什么选中我？他说：“因为你最不像演员！”什么？！真搞不明白……（凭《花季·雨季》谢欣然一角，颜丹晨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新人奖”。1999年，成为“中国电影表演学会”最年轻的会员。）

　　刚接了一部古装戏，要看剧本，熟悉剧情，还要准备行装，要到浙江外景地去试镜，时间排得满满的。

　　即将毕业，又想起大学第一节课老师的教导：学表演首先是学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