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背景 本次调查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于2000年底实施的。调查中把是否接受过本、专科以上高等教育作为标准，将18～35岁的在职青年划分为知识青年群体与一般青年群体（该调查是2000年团中央重点课题）。
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与文献资料研究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采用了判断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涿州、洛阳、咸阳、石嘴山、泰州、成都等10个城市调查了2560名职业青年。
十年来 市场化就业挤走统包统分 知识学历替代接班拉关系
接受本次调查的青年，绝大部分（77．4％）是90年代参加工作的，结果发现，从1990年到1999年，他们中毕业后直接由国家分配的比例由61．3％降到40．0％，十年间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职位的比例则从1990年的12．0％逐年递增到1999年的31．3％，十年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这一降一升表明，随着国家劳动力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青年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自主择业必将成为当代青年的主流选择，而接父母班和利用熟人拉关系等方式已经越来越少（比例分别为0．5％和4．6％）。
不同青年群体在第一次就业的方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从静态上看，知识青年毕业时由国家负责分配的比例为52．5％，高出一般青年（40．9％）近12个百分点。这与国家在90年代中期才全面推行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政策有关，但同时也说明，知识青年在就业市场化方面还相对低于一般青年，还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政策性的优惠。换言之，在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中，知识青年群体比一般青年群体有着更多一层的就业选择。
另外，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第一次就业时的职业选择也明显不同。被调查青年总体在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31．6％）、工人（19．6％）、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16．4％）、公司职员（11．0％）、党政机关干部（5．8％）和军人警察（5．0％）。其中，知识青年更多地选择专业技术人员（44．1％）和公司职员（12．4％）；而一般青年则大多选择工矿企业（30．9％）和商业服务业（26．5％）。
在第一次工作的单位所有制属性上，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也有不同。知识青年第一次就业时进入国有单位的比例要高于一般青年（知识青年：65．0％，一般青年：47．0％），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知识青年进入三资企业和外国在华机构的比例（8．1％）也略高于一般青年（7．7％）。而在选择集体经济单位、股份制经济单位、私营经济单位和个体经济单位的青年中，一般青年则普遍高于知识青年。
有专家解释，在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所有制性质单位在市场体系中地位的差异，职工所在单位的经济性质仍然对个人经济收入的提高、工作岗位的稳定、福利待遇的改善以及职位的升迁和户口指标等有着直接影响，由此也就导致了知识青年和一般青年对就业单位经济性质的选择上有所不同。知识青年在第一次参加工作的选择上，或注重选择工作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所保障的单位，即国有经济性质的单位，或看中收入较高、工作更具挑战意味的单位，如三资企业和外国在华机构；一般青年则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亦即学历），更多地在“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上选择就业单位。学历成为决定青年职业生涯起点的一个砝码。
知识青年收入显著高于一般青年
调查显示，70年代参加工作的青年第一年平均每月能挣70．5元，80年代工作的青年每月能挣137．28元，1990年～1995年工作的青年每个月能挣到378．73元，而1996年～2000年参加工作的青年平均每月能挣到682．25元。70年代工作的青年第一年月工资只是现在参加工作青年月工资的零头。
工资收入的持续递增，表明青年群体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物质利益的渐进式增加，但不同文化程度青年的工资增长又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平衡。调查显示，目前一般青年的平均月收入为762．94元，知识青年的平均月收入为1354．77元，几乎是一般青年的一倍。如果把收入分段再进行比较，这种不平衡更加明显了。一般青年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500元以下（37．2％）和501～800元（31．4％），知识青年的月收入则主要集中在501～800元（27．3％）和1001～1500元（17．8％）；同时，在知识青年中，5．5％的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一般青年只有0．3％。
上面是对不同群体青年工资的“静态”比较，我们再来对两个群体的收入进行“动态”比较：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知识青年的平均月收入是539．03元，一般青年为355．65元，一般青年的收入只是知识青年的65．98％；再来看看现在，知识青年的平均月收入已经达到了1354．77元，一般青年也增长为762．94元（是知识青年收入的56．32％），两个群体的收入都增长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却拉大了9．66个百分点。
看来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就越高。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发展，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利益分配格局的一种普遍现象。国家统计局199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大学文化程度的群体人均年收入为10364元，大学专科人均年收入为8944元，中专人均年收入为8071元，高中人均年收入为7229元，初中人均年收入为6811元，小学人均年收入为6468元。小学文化程度与大学文化程度收入之比为1∶1．6，收入差距明显。
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的经济含量愈来愈大，受教育程度已成为个人收入最重要的预测器。这对于促进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仍然发现，行业内部分配的平均主义仍然存在。我们来看看在各行业内大本和小学两个文化水平群体的收入比：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内为1．14∶1，在采掘业内为1．28∶1，在农林牧渔业内为1．33∶1，在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业内为1．34∶1。这些差距与国外同等情况相比，明显偏小。调查还发现这种状况更多的存在于大型国有经济单位中。专家指出，这种不合理的工资收入信号，对于吸引和稳定众多学有专长的青年人才，调动青年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将有不利影响。
三年跳过两次槽 既换单位又换行业
接受本次调查的青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38年，平均换过2．04次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平均不到两年就换一次工作。应该说，在目前就业压力趋紧的情况下这是个不低的数字。调查中，34．3％的青年换过工作，其中，换过1～2次的为72．4％，换过3～4次的为25．1％，换过5次以上的为2．3％。
调查还对青年的工作流动方向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在同行业的不同单位间流动外，跨行业流动越来越普遍了。调查中，有过职业变动的青年为27．6％，变动的频率在两次左右。专家指出，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如果说工作单位的变动算是司空见惯的话，那么职业变动所受到的限制因素会更多，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要相对大一些。
青年跨所有制的流动也很常见。在对被调查青年第一次就业时的单位性质与目前的单位性质对比后发现，在国有单位就业的青年已从第一次就业时的57．7％，下降到目前的41．4％，集体单位从8．2％下降到4．0％；与此同时，在三资企业和外国在华机构就业的人员则从原先的7．9％跃升到25．5％，在股份制单位就业的青年从9．4％上升到25．5％，私营经济类单位从8．2％上升到9．6％。一升一降间反映出了青年跨所有制流动的趋势。
社会学专家指出，青年群体跨所有制流动的过程，在时间上是与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历程相一致的。从1992年开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各种所有制单位被推向市场，竞争逐渐建立并日趋激烈。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先一直在低效率下运行的国有企业为增强竞争力，企业兼并、破产，职工下岗分流成为了重要选择，国有经济单位大批青年员工的流出与此有关。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发展起来的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单位，由于管理机制的灵活先进，企业和资本运作的高效率，为青年人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向这些经济单位流动自然就成了青年人的重要选择。青年的这种流动模式，既说明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取得的成果，也是青年就业观念、择业意向变迁的直接反映。
知识青年与一般青年在职业流动的总体比例上相差无几，但是，在职业变动的频率和流动意向方面有所差异。一般青年比知识青年更爱变动工作，一般青年中有过两次以上变动经历的占70．6％，知识青年的这个比例则为64．0％，这也许是由于一般青年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寻找工作时，往往是迁就工作机会，而不能较好地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工作。另外，一般青年变换的职业主要为服务业（29．9％）、工矿企业（26．8）、商业（13．8％）、产品推销（6．3％）等，而知识青年变换的职业主要是管理人员（17．1％）、教师（14．0％）、技术人员（12．1％）、会计和服务业人员（9．5％）。
在择业观念与流动意向上，知识青年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比例为65．8％，高于一般青年13．2个百分点。从他们对单位所有制性质的选择上看，54．1％的知识青年首选三资企业和外国在华机构，23．1％的人会考虑国有企业，有19．2％的人会考虑私营企业，有16．5％的人会考虑股份制企业；在一般青年中，首选三资企业和外国机构的比例为39．8％，国有制单位31．2％，股份制企业23．7％，私营企业16．1％。显然，知识青年更向往经济收入高、更具挑战性、受重视并有发展机会的工作和职业，而一般青年更侧重经济收入高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