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高级英语听说强化班里，只有两人是北京户口，其他的三十几位同学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冰城哈尔滨到春城昆明，真称得上是来自天南地北。他们从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年到年逾不惑的中年人，年龄跨度达二十几岁。
为了留学
李小姐，２５岁，娇小玲珑，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她是杭州人，杭州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后在杭州电台做了近三年记者。
“电台记者？这个工作不错，为什么要来学外语？”笔者很是奇怪。
“电台工作确实不错，不是太忙，收入也不低。做记者还可以参加各种活动，接触到好多不同的人。开始两年觉得挺有意思，但时间长了，就觉得有些空虚，有一种自己被掏空的感觉。所以想出去留学，再提高一下自己。”
她说想去英国或澳大利亚读法律硕士学位，但这两年外语有些荒废了，所以要先补一下。
笔者继续问道：“在杭州也可以补呀？若嫌杭州不好，在上海也可以呀？”
“当然，上海、杭州都可以，但我觉得还是北京的外语教育质量高，学习外语的环境也更好些。”
“生活上不习惯吧？”
“年轻人适应力强，没关系。但说老实话，最不习惯的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每天早晨醒来，都觉得全身干燥得不舒服，嘴唇都干裂了。”
为了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三十出头的任先生来自广东东莞，但一开口却带着西北口音。原来他是陕北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来到东莞，一头扎进了一家台资企业，一干就是八年。西北汉子淳厚朴实、踏实肯干，深得台湾老板的赏识。从车间技术员提拔为部门经理，他很知足，原本就想这么踏踏实实地干下去。但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想法。
去年夏天，厂里来了个年轻人，没干几天就被任命为副总经理。他以为是老板的亲戚，一打听，与老板非亲非故，却是刚留学回国的名校哈佛的ＭＢＡ。他很不服气，留学回来的洋和尚就能念好经？但几次接触下来，他又不能不服气。这位年轻人的知识、见解、眼光的确都高他一筹。他震惊了，觉得自己太闭塞、太落伍了，跟人家一比，他好像又回到了陕北的窑洞里。
他决心也要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谢绝了老板的挽留，毅然辞职来到北京学外语。他与人合租了一间狭小的地下室，主要以方便面和馒头为食，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
“你在台资企业干了八年，应该有不少的积蓄，何必这么苦自己呢？”笔者问。
“我是有些积蓄，但并不多。老家很穷，弟妹又多，我这些年的收入大半都供弟妹读书了。再说将来出去还要一大笔钱，我无人可以依靠，又辞了职，不紧些怎么行！小时候苦惯了，现在也不觉得怎样！”
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
梁先生，３６岁，在重庆石化公司工作了１４年。太太是他的大学同学，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孩子１０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梁先生曾经公派去美国学习研究了两年，又去了一次加拿大。
加拿大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他。他衡量了自己的条件，决定全家移民加拿大。他的申请已被受理，他决定再提高一下英语的听说能力。
谈起移民的初衷，他说：“主要还是为孩子。那里的教育、治安和环境都太好了。在加拿大，孩子可以同时学习英语、法语，再加上中文，小小年纪就会三国语言，再学一门好专业，将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责任重大的学习
４０岁的张女士是班里的大姐大。她来自汽车城长春，是企业的技术骨干。企业要合资，引进大批国外技术和设备，公派她来进修英语，回去后将成为主要谈判代表。她的学费、交通费、住宿费都可以报销。但是她没有住宾馆饭店，而是租了一间小平房。
她自己解释：“公家的钱也不能浪费，厂里现在效益也不好，我出来学习，真是责任重大呀。”
当然，她也有别的难处：“年龄不饶人，记性比年轻人差远了，年轻人读一遍，我就得读十遍。”
她心里最苦的还是想女儿，女儿正读初三，是升高中的关键时刻。
“有时夜里突然醒来，就睡不着了。老是想，孩子怎么样了，会不会病了？不会出什么事吧？有时想得自己心惊肉跳，三更半夜就给家里拨电话。孩子最需要关爱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说着，她的眼睛就湿润了。
应对来自ＷＴＯ的挑战
３４岁的孙女士是乌鲁木齐市小有名气的律师，特别熟悉经济法。她暂停了自己的业务，千里迢迢来北京学英语。她基础不太好，先学了初级班、中级班，现在又升入高级班，在北京一年多了。
笔者问：“在北京花费不少吧？”
“学费、食宿、交通加起来两万多了，这倒没什么。但业务一停，损失很难估算！”她爽快地回答。
“那你来学外语图什么呢？”
“要把眼光放远点，现在新疆涉外经济案件已经多起来了，入世以后还要增多。学好外语就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机会。我还准备多学些有关ＷＴＯ的经济法律知识呢。”精明、干练的她自信地回答。
我们不禁要问，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年的外语，这些人为什么还要“漂”在北京继续学呢？
一般学校的外语教育看来注定无法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外语教育市场就此悄然兴起，补充了学校教育的不足，也从侧面反映了学校外语教育的无力。而我们的这些采访对象宁可“漂”在北京学外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外语教育在各地的发展是极度不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