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找你！”
郭飞从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在同学们的目光中走了出来。戴着一副断了条腿的眼镜，那副眼镜就斜斜地挂在他的鼻梁上；他的个子很高，一米八左右，他的同学们多数还不到他的肩膀，但从他的脸上仍能看出并未脱尽的稚气。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经过６年的打工生涯，他至少看起来应该已经完全成熟了。
郭飞的事情概括起来很简单：１２岁那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在小学毕业后辍学，跟随村里人南下到广州打工。６年之后，郭飞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重新回到兴隆中学初一的课堂，继续当年中断的学业。但此时，他已经１８岁了。
走出去，再走回来
“辍学之后，我就想回到学校，而且在打工的６年中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想法。”
我们在校医的办公室里开始了谈话。屋子里飘着一股浓浓的中草药香味；第一堂课已经开始了，朗朗的读书声隐隐约约地传来——这样的情境，当郭飞在广州狭小的厂房里，一天１４个小时连续不断地安装表带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酉阳土家族自治县隶属重庆市，距离重庆５００多公里，从重庆出发，汽车翻山越岭，要１２个小时才能到达。整个酉阳县没有什么支柱产业，农业要靠天吃饭，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因此，在酉阳这样的山区，辍学的孩子随处可见。当我问他出去打工的原因时，郭飞说得很平静：
“还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母亲是文盲，在家里种地；父亲只上到初二，出去跑生意。后来有了弟弟妹妹，都要上学，父母身体又越来越不好。所以，小学毕业过后，我就对家里说，我不上了，让弟弟妹妹上学吧。”
家庭是整个地区经济链条上最后，也是最脆弱的环节。家庭开支，身体状况，甚至气候变换……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使这个环节无法正常地运转下去。教育已经成为家庭不堪承受的重担，虽然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在很多城市人看来并不多。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成千上万的四川人涌向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这是郭飞踏上打工之路的一年，同时也是他重返校园之梦开始的一年。
但是，摆在郭飞面前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打工者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虽然他们事实上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却被排斥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外。上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户口不在本市的打工者或其子女要进入当地的公立中小学，几乎都必须缴纳昂贵的“赞助费”，这道坚实的壁垒使得许多打工者及其子女游离在城市公立中小学之外，要么进入条件相对差得多的专门为打工者子女开办的学校，要么干脆不上学。而对于郭飞，还有一个困难是，他已经错过了读初一的年纪了。
对于第一次在广州找学校的经历，郭飞记得很清楚：
“那是在我打工大概３年多之后。我的想法很简单，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我找到了一所不收‘赞助费’的学校。先和班主任说，他告诉我说‘可以’。但等到去见领导的时候，就说不行了。说我年纪太大了，没有见过１８岁读初一的，考他们的高中还差不多。”但事实上，中小学对于入学年龄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而且随着国家取消参加高考的年龄限制，郭飞即使１８岁读初一，也有资格参加高考。
不久以后，他又到另外一所学校去碰运气，但得到的是同样理由的同样答复。
“当然我很难过，而且也很困惑：是不是我这个年纪就真的不能上学了。”郭飞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外界的拒斥，还有来自自身的疑问。周围的工友没有一个想重新回去读书；老板对他找学校也很不满；学校又对他说：你现在读初一太晚了……所有这些，郭飞必须独自承受。
郭飞给记者讲了一个茅以升的故事：
“茅以升小的时候，有一次家乡的一座桥跨了，死了很多人。他感触非常深：中国人为什么造不出坚实的桥？从此他就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每天把全部精力用到学习中去，最终考上清华，后来又出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由于当时社会的黑暗，他也遇到了很多挫折，但这些挫折并没有打垮他，而是激励了他。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桥梁方面的资深专家。他造钱塘江大桥的时候由于正是抗战，遇到很多困难，技术方面的、社会条件方面的……但对于他来说，造桥胜似他的生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坚持下来了。我就用这些成功事例激励自己。人在世界上本来就会遇到种种挫折，但只要有意志，就像书上所说的，还是能够克服的。”
对于生活在大城市里，觉得老师上课太枯燥，觉得考试压力太大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故事太普通；但对于郭飞来说，这样的故事却鼓舞了他的信念，而且，也许会改变他的一生。所以，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郭飞仍然没有绝望。第三次，当他转而求助于故乡酉阳县的兴隆中学时，学校终于为他敞开了大门。
“事实上，学校当初也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兴隆中学的钟校长告诉记者，“毕竟郭飞这么大了，而且在社会上工作了这么多年，许多老师怕管不住他。”
但在短短的一个学期之后，郭飞的成绩跃居全年级第一，并且担任了班长，在同学之间也树立起了威信。他的班主任杨老师说：“一个老师能有郭飞这样的学生是一种幸运。”
在兴隆中学，也有过打工回来的学生，但是因为始终无法跟上其他同学的学习而离开了。郭飞却留了下来。
重返校园的日子
兴隆中学位于酉阳县的兴隆乡，距离酉阳县城还有５个小时的路程，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学校紧靠着苍翠的大山，一个小操场，一幢集资兴建的教学大楼，学生们的宿舍很旧，大白天进去也很暗，七八个学生睡在一张大通铺上。在教学楼后面有一间矮矮的瓦房，里面只在高高的屋梁上悬挂了一个白炽灯泡，地面潮湿，散发着一股发馊的食物的味道。地上有几口锅灶，家庭困难的学生自己背柴米，到这里来生火做饭。郭飞也是其中的一个。
头一天记者对钟校长说８点钟左右去找郭飞，他说：“怕是正好下了早自习，在做早饭吧。”
“没有办法。”钟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学校没有钱，校舍相当紧张，条件也很差，却没有办法扩建和改善。”
但对于郭飞来说，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就已经很满意了。不论条件如何，最主要的是，他可以重新学习，重新开辟一条与打工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初一的第一学期是最艰苦的。毕竟他已经疏远学校生活６年了，小学学习的很多东西也都忘记了。
“他很爱提问，而且常常提一些别的同学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别的同学笑他，他也不怕。比如上语文课的时候，他问‘孟浩然之广陵’的‘之’是什么意思。这个‘之’字的意思别的同学已经学过了，但他不懂，他就是要问。”
很多失去的东西就这样一点点地补回来。当然，他还必须花比别的同学更多的时间学习。学校晚上９点半下晚自习，郭飞常常学习到１０点半甚至１１点，有时候熄灯了，就点着蜡烛看书。周末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郭飞就到学校图书馆里，找一些资料补充自己。对于郭飞来说，不仅要找回过去，而且要和比他小得多的同学竞争未来。
对于未来，郭飞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上大学。当记者问起他以后的打算时，他仰起头来看着屋顶，想了一会儿说：
“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就算有什么变故，还是想考重点大学。我们从小对父母的辛勤劳累记忆还是比较深刻的，如果不专心去奋斗，怎么去报答父母呢？”
不只有一个郭飞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郭飞：众多的新闻媒体对你进行采访，对你的学习有什么影响吗？（在我们出发去采访郭飞之前，重庆电视台已经对郭飞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郭飞回答道：我不介意有什么影响。我是在外面打工，然后重返校园的，我希望这个事例可以告诉人们，如果有读书的愿望，只要努力，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记者在兴隆采访的时候，常常被人提这样的问题：“郭飞的事情有什么好采访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打工回来的！”无独有偶，当记者到兴隆中学以后，才得知与郭飞同一个班的另一个同学潘力，也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他们现在坐前后桌，成绩也不相上下。
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关注的是到哪所学校能给孩子最优质的教育，但在重庆、四川、贵州、湖南、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等偏远的地区，许多孩子连受义务教育的机会都很难得到！尽管“义务”二字带有强制性的含义，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但对于郭飞来说，不论是义务还是权利，都只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也许在很多偏僻的地方，还有更多这样的人，他们想重返校园，同制度、世俗的成见以及自我默默地斗争。他们是公众很难注意到的人群——公众的注意力，总是很容易被强者或成功人士所吸引，而对于弱势群体，则需要更多的关怀。在改善自己的处境方面，郭飞已经取得了小小的胜利，而他争取到的，只不过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人人理应享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无论如何，郭飞的事情给了人们某种希望。实现梦想的道路固然是不平坦的，但郭飞毕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