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至酣，丁祖诒当着北大督学王明珠、北大外语学院院长胡家峦、京城诸多媒体记者和数百名北大学子的面，夸下了这样的“海口”：“如果北大的录取线是600分，我们西译要601分，超北大1分。”在大家的惊叹声中，丁祖诒补充到，“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哪怕再等50年或者100年。”
欲与北大牵手又扬言赶超北大，由此看来，民办教育真的让丁祖诒“死心塌地”而且“陶醉其中”了——
季老的赞赏鼓励
民办教育为何让丁祖诒“死心塌地”？“陶醉其中”到何种程度？有几个心酸的故事不得不说：
1957年，丁祖诒以每门功课90分（百分制）的高考成绩，渴盼受到清华大学青睐时，却因出身问题以及几句“出格”的话，成了“落榜生”。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少年的豪情，丁祖诒七年攻下英、日、德、俄四门外语，刊发了近百万字的译著，获得了六年制本科学士学位，但他知道其中的艰辛，因而立下誓言：“总有一天，我要登上大学讲台。要为落榜生找条出路。”
1983年，丁祖诒的第一个梦想得以实现，登上西安石油学院的讲坛；1987年，为了第二个夙愿，他舍弃了“金饭碗”，把创办振兴民办大学作为献身目标。在48岁那年成为“无业游民”，为此夫妻离异。
“他咬着牙撑了过来，个中辛酸与曲折唯有自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为了中国的“哈佛”》作者张志军对丁祖诒由衷敬佩：从租赁一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起家，15年来，没花国家一分钱，没有任何人赞助，丁祖诒为社会培养了20000名大专和本科毕业生，为国家积累了6个亿的资产，“西译也成为中国民办大学的代名词和航空母舰”。
在14日的演讲开始前，北大教授、著名的国学泰斗季羡林老先生接见了丁祖诒。 “早就听说过西译。早就想见你啊。”季老抓住丁祖诒的手说，“民办教育很辛苦、不简单哪。”
在政策支持不够、舆论氛围不利的情况下，民办院校特别是西译还保持了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季老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在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中，季老一再表示感谢，“（民校）培养了落榜生，没有让他们流落在社会上，而是尽可能地让他们成材，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事。”
季老对西译的教学模式非常赞赏，他认为西译的专业+技能+英语的“三个半瓶子醋”特别适合现代社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高精尖学科的研究者只需要1%，99%的学生都应该是通才，是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季老表示，现在一些学校把科目分得太细，不少学生钻得太偏，以至于综合素质不高，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不强。
“从国外看来，优秀的大学都是私立的，像哈佛、耶鲁、早稻田等，这些成功的典范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季老说，西译探索了一条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教育新路子，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争创东方的哈佛。
“公”“民”的首次牵手
“创东方哈佛”是西译努力的目标，在西译校园就立着这块碑牌。“我们同是民校，又同是各自国家民校中的龙头老大。但距离差得太远。”前不久，一行8人考察哈佛回来后，丁祖诒说，“出了7个总统、3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无数的跨国公司总裁。这是何等的荣耀和辉煌？”
“人家师资强大，资金雄厚，政策宽松。仅图书馆就多达200余个。那可是黄金堆出来的。”丁祖诒表示，“这些都是我们所缺少的。办学需要很多钱，我们全靠学生学费；《民办教育促进法》尚未出台，缺乏宽松环境；我们招的全是落榜生，基础差、起点低。”
为此，丁祖诒开始想招，为自己深爱着的西译、疼爱着的学子、关爱着的民校想招：“没那么多的师资、资金和图书馆，咱就找人合伙吧。从最基础的合作开始，不断深入不断提升，直至水乳交融的美好境界。”
在继去年与美、英23所大学集中签约、与国际名校结下连理后，西译又瞄上了北大，欲与国内名校牵手。
而北大也抛出了绣球。“公办教育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而民办教育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破土而出的新生事物，是公办教育的补充，是中国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副校长林钧敬表示，“公办民办将探索新的合作途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顶尖的公办高校与中国一流的民办大学在这里完成了它们的第一次握手后，将加大力度，续写更深层次的协作。
在14日晚的演讲会上，丁祖诒再次强调，公办应该打造精品，着力培养基础理论和高精尖人才，与国际接轨，瞄准世界高等教育态势；而民办应该调动千军万马各显其能，着眼于大众高等教育，培养高级“蓝领”。那么，“公”“民”合伙的目的意义何在？
“共同发展应该放眼‘公有民办’、‘公’‘民’联办、‘民办’兼并‘公办’甚至加大对民办政策扶持的力度。”演讲结束后，在记者的追问下，丁祖诒透露：将从最初的师资和设备资源共享尽快过度到强强连手、局部合作办学，“那不是公吃民，也不是民吃公，而是在某专业某领域实现优势互补”。
民校的六大困惑
我国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由党中央提出教育领域中“民办”与“公办”共同发展的格局。在丁祖诒看来，其深远意义不亚于1978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历史决断，也不亚于“非国有制经济”形成半壁江山带来国民经济腾飞的政治内涵。
然而，人们对中国民办大学跨越式、非常规的人才积累模式的历史意义依然认识不足，冷漠、歧视、偏见难以根除。丁祖诒归纳了六大困惑：
体制不顺，属性不明。圈外人因“民办”二字误将民办大学当作“民营企业”，圈内人则因被冠之以“产权归国”和“社会公益性事业”自视为“全民”；“产权归属国家，投资者不得增值分红”又让企业和商人不敢投资。“不能正名又不能引来资金，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丁祖诒说。
规模受限，层次不高。有人总习惯“一刀切”，将民办大学一概强行纳入“专科高职”的狭窄轨道，连校名都不能叫“大学”；有人总认为民办高校乱糟糟，只要个别民办院校出一点问题，就左一个“红头文件”右一个“情况反映”，似乎公办院校就是“清水一潭”。丁祖诒认为，高校扩招前出台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限制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层次。
公办延伸，民办濒临。“高校扩招”要么向国家要钱，要么变相收费，势必加重国家非义务学段的财政负担和学生家庭负担。此外，还将给以落榜生为主体的民办大学带来生源数量及质量的严峻挑战。“以公办大学二级院校延伸出的‘准民办大学’将取代正宗的民办大学，从而过早地扼杀一大批本可发展壮大的民办大学。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丁祖诒说。
“自考”阴影，抑制活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大创举。近20年来，它给广大有志青年和在职职工注入了自学的巨大动力，带动了民办大学的迅猛发展。“但‘自考’仅仅是一种考试，它不属于教育且无法取代教育。”丁祖诒认为，“自考”制度无法摆脱应试教育阴影，反过来还将抑制民办大学面向市场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自主办学活力。
舆论导向，求全责备。社会舆论“闭眼不看万重山”，对公办大学宽松有加姑息有余，对民办大学求全责难严惩不贷，视民办大学为下里巴人，刚看到民办大学起步就喊叫发展过头……“凡此种种，都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官僚作风在作祟，对亿万群众需求大众高等教育的真情缺乏了解。”丁祖诒如是说。
“公”“民”权益，“公”重“民”轻。铁道部基于局部经济利益宣布民办院校学生不得享受火车半票，金融系统则将助学贷款仅限公办院校学生，还有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不顾民办大学的公益性、非营利性、非企业性、产权归属和学生主体性，试图开征“营业税”乃至“个体企业所得税”，都因忽视了平等而显得“公”重“民”轻。
西译的雄心壮志
“尽管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和困惑，到潮流不可阻挡。”丁祖诒说，当今部分民办学校，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租间教室、请个老师、拿支粉笔”就粉墨登场的草台班，其形式也绝非短训、业余、走读和函授一统天下。“忆远古，看现实，举实例，民校前途无可限量。”
忆远古，私学源远流长。自孔子“学在四夷”起，私学在中国历史上就从未间断过，有些朝代私学的办学规模和官办教育不相上下，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曾呈现出“一枝独秀”的良好局面。这都为今天复兴民办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看现实，私学得天独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企业的经营资产和个人的金融资产投资办教育有了需要和可能。另外，社会上有一批离退休骨干教师愿意发挥余热，一些部门、企业以及大批新建的住宅小区拥有闲置校舍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举实例，私学空间无限。从拥有2．5万名全日制住校生的西译，到以14万名全日制专科和本科层次在校生为标志的西安66所民办高校，到全国1300多所民办大学的200多万民学大军，充分说明，民办大学为非国家财政的人力资源开发，开辟了一条非常规跨越式发展之路。
“无论是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缓解升学矛盾、提高国民素质、造就四有人才等方面，民办教育都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丁祖诒表示相信，由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升华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适应世界发展态势成为国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地位，己为期不远了。
因为有了季羡林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因为有了北大的宽容和理解，丁祖诒在14日晚的演讲会上，口若悬河，酣畅淋漓，甚而至于当着北大督学王明珠、北大外语学院院长胡家峦、京城诸多媒体记者和数百名北大学子的面，夸下了这样的“海口”：“如果北大的录取线是600分，我们西译要601分，超北大1分。”在大家的惊叹声中，丁祖诒补充到，“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哪怕是再等50年或者100年。”
事实上，丁祖诒两年前就对西译80%的入学新生设置了一道壁垒，将生源定位于高考专科分数线，决心与国办专科院校甚至与二流本科院校决一雌雄，实行“严进严出”的办学方针，以大批高质量的生源来确保西译的群体学习氛围。
民办教育是需要丁祖诒这样的信心、决心和雄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