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已达32万。我们注意到，1996年以来，留学生归国人数每年以13％的速度递增，总数超过了10万人。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学子携着知识，揣着专利，开始了在故乡热土上的播种，正在形成新一轮归国创业潮，从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华南地区逐渐涌到内地，相当程度地反映出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本报记者近期分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体验他们奋斗的艰辛，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从今天开始，我们陆续刊登一组专题报道，向读者介绍这一令人瞩目的新闻现象。

　　本是同根生的广州、深圳两城市，酿出一场争夺留学生的大战。

　　1998年12月28日，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大楼。楼前高悬“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创广州发展新优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科技进步的根本保证”、“热烈欢迎留学人员回国建功立业”的巨幅标语。第一届“中国（广州）留学人员交流会”在这里拉开帷幕。

　　10时许，300多名专程从国外赶来的留学人员带着自己的科技项目步入会场。

　　此时，会场两层楼的5个交易场馆内，恭候多时的有关职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代表正翘首以盼。

　　未来4天里，他们双方将在这里洽谈合作。

　　为这项活动，广州市耗资700多万元。除解决这300多名留学人员的住宿费用外，还为200多名留学人员解决单程机票。

　　广州市的意图很明显：不惜血本吸引留学生人才。

　　于是，有传媒认为，广州在10年广交会的背景下，摆出了“敢招天下之才为我所用”的气魄。

　　4天时间，广州与留学人员接洽项目479个，签订合作意向书17份，项目意向投资超过4700多万元人民币，可谓初露锋芒。

　　然而，曲终人未散。广州方面发现有许多留学人员并不急着回去过新年，而是纷纷改签机票推迟归期。

　　一问方知，他们要去毗邻的深圳看一看。

　　这一去，呼啦啦就是200多人。

　　原来，深圳市“暗度陈仓”，借势发力，通过各种渠道向这300多名留学人员发出了邀请。

　　特区的魅力真是不一样。虽说没有官方出面组织，但民间洽谈甚为活跃。事后，深圳市并无此间的成交纪录。但据估计，广州留学人员交流会共有14个项目落户广州以外的城市，其中深圳至少占半。

　　广州市留学人员服务管理中心李树均主任颇有大将风度，对此评价说：“深圳已蜚声海内外。他们打科技牌，打人才牌是出了名的。”

　　1992年，时任深圳市长的厉有为亲自率团赴美国“现场办公”。凡愿来深圳工作的留学生，均现场填表，现场洽谈条件。政府组团越洋招聘，这在中国尚无先例。

　　广州感到了压力。

　　1999年11月12日，广州市长林树森签发政府令，对留学人员来穗工作提供一系列创业优惠条件。

　　可几天前，在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有诸多政策突破的深圳市，再次修改条例，将创业环境再优化。

　　1999年11月，深圳高交会。深圳市长李子彬特地向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140多名留学生发出邀请，并免费为他们提供几百万元的展位。

　　本次盛会，留学生们带来前沿的、领先的、含金量高的125个项目。

　　会后，出现了和一年前一模一样的戏剧性场面，所不同的是：这些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去了广州。

　　1999年底，广州市政府将举办第二届留学人员交流会。这一次，括号里的“广州”二字将被抹去，变成“中国”。

　　广州和深圳，是中国经济最敏感的两个城市，它们感到了一种中国市场需求引导下的不可阻遏的潮流。

　　远在加拿大的李晶，原来耳朵里灌进了太多的“优惠”，决定回来看一看。

　　李晶的专业是药物合成，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完博士后之后，一直想回国做点事。回来后，他边走边看，一面了解政策情况，一面与朋友们交流信息。最后，尽管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为他提供回国优惠条件，他还是回去了。

　　“我想在高校与企业之间寻求一个发展的支点。可我发现，国内的教学和科研体制与原来区别不大，国企改革的步子也不是很大。看来，回来还不是时候。”

　　然而，1997年，李晶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没有任何部门或单位为他提供任何的优惠，李晶只是带着自己的技术回来了。他说：“创业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不抓住会后悔的！”

　　当年，李晶在北京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他在搞科研的同时，将自己的成果推向市场。现在，他已经与黑龙江一家制药厂建立了合作关系。

　　短短两年，李晶开发的治疗风湿、哮喘的新药上了临床。

　　15年前，某著名华裔学者曾提出警告：中国在美留学生，倘能回来10

　　％，不必大惊小怪；倘能回来20％，可以举杯庆贺了。

　　15年后，据官方数字：1992年至今，留学归国人员逐年增加，1996以来，每年以13％的速度递增，人数已超过了10万人。

　　张永和就是其中之一。

　　1996年，张永和辞去美国莱斯大学建筑系教授职务。他发现：绿卡并不能给他带来发展的机会。

　　这位在美国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年轻人，曾拿过一系列国际大奖：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美国“从桌子到桌景”概念物体设计竞赛第一名；美国纽约建筑联盟青年建筑师论坛奖，等等。1989年，他成为美国注册建筑师。

　　然而，他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建筑师。在美国，除每星期上两次课外，张永和无所事事。他想业余时间搞些设计，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机会微乎其微。

　　若干年前，旧金山富人区着了一把大火，张永和乐得一夜没睡觉。他连夜打电话到国内告诉家人：“明天我就有事做了！”

　　但机会并没有轮到张永和。第二天，当他赶到火灾区，发现那里已排起了长队———等在那里的建筑师比烧掉的房子还多。

　　张永和为这个电话感到脸红：“我怎么像中学政治经济学课本上的玻璃商，希望冰雹将所有人的玻璃打碎？”

　　“就这样闲下去，我已经知道自己退休时是什么样子。”张永和说：“尽管有车有房有绿卡，但太不刺激了。”

　　3年前，张永和赔了3万多美金卖掉了自己在旧金山湾畔的房子。那天，他最后一次站到窗前看落日。

　　“没事做时，我每天就这样看落日，很美的。”他说。可他更喜欢太阳升起的地方。

　　他回国了。他在北京创办了“非常建筑工作室”。

　　“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一切都在建设中。3年间，我们从未出去揽过活儿，光是找上门来的就做不过来，机会真是太多了！”张永和终于感到了“刺激”。

　　马江河的脚步则紧紧跟着中国政府入WTO的进程，一天都不愿耽搁。

　　一个月前，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新泽西享有J．D．律师资格的马江河，放下手上的一切事务，匆匆打点行装回国了。

　　“我回来的目的是为了尽早抢占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马江河说：“中国加入WTO后，我的优势将非常明显：美国和中国的法律我都熟悉，无论中国人进入美国市场还是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我的身份和经历都足以让他们信服。”

　　据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张汉林博士分析，WTO将引发中国留学生新的回国潮。“入世”之后，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范围不断加大，人才需求大幅度增加，这对既通晓国际惯例又精通双语的留学生来说，无疑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1994年，王维嘉在美国创办了美国通用无线公司。去年，他开发生产的世界第一部扑克牌大小的掌上无线电脑瓜熟蒂落，在中国上海诞生了。

　　王维嘉激动不已：“这个机会我等了10年，整整10年！”

　　“我将终端生产放在中国，售后服务以及最重要的信息服务都到中国去做。”王维嘉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市场，而且，正在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王维嘉于1985年赴美，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所拥有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名学府，王维嘉的头脑中抹不去这样的画面：

　　“你可以随便问一个迎面走来的电气工程系学生：‘你将来干什么？’他也许戴着深度眼镜，也许驼着背，但他们只会给你一个答案：‘我要办公司。’”

　　“在中国，我一讲创业就有许多感兴趣的人来听。我总是问他们，是否像我一样想创业想了10年。”王维嘉异常冷静：“创业不是早晨醒来一睁眼就决定的，要进行心理、精神、知识、经验等各方面的准备，直到有一天你能够坦然面对机会。”

　　王维嘉在准备着。10年来，无论是学习、任教，还是工作、研究，他一直在寻找着机会。

　　“我相信，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市场应当培养第一大产业。”果不出王维嘉所料，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有了这种意识。于是，无线掌上联网的大潮自中国上海开始了。

　　有人说，无线掌上电脑，是500年来中国第一次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领的一个制高点。

　　张朝阳也抢占了一个制高点。他的成功是一介书生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站到了一个恰当的焦点上。

　　张朝阳说：“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有可能会被复制。说不定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点，也可以COPY同样一个故事。但是，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中国这几年互联网的起步，任何一个人来到中国的土地上都做不成。”

　　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1995年回国任InternetSeurities驻中国首席代表。然而，他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终极目标：做一个职业企业家。他创建了“搜狐”。

　　张朝阳承认，自己在中国做成了一件事。他认为，这是自己观察力、学识、魄力以及理念综合积淀的结果。只有这样，当机会到来之时，才有可能“站到一个恰当的焦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