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潮”是从1978年开始的，先后有40万学子奔赴世界各发达国家，他们被称为中国自清朝第一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之后的“第六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除了已经陆续归来的14万人之外，大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重新集结起来，以“中国年”的种种长期利好为契机，新一轮回国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汹涌而来。
镜头一：2001年12月27日下午，北京，21世纪饭店。“海外学子回国创业周”活动已接近尾声，六七十位海外留学生代表正在与科技部、人事部、科学院以及团中央的领导层成员进行座谈。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说，这几年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2001年6月，1000多位海外留学生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海外学人创业周；8月，大批海外学子赴中国西部参观考察；11月，海外学子参加了国际农业科技大会；12月23日至27日，360位海外学子参加了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和欧美同学会主办的海外学人归国创业周；12月28日，2600多位海外留学人员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他说：“这次回国创业的浪潮还将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
镜头二：2001年12月28日，广州体育馆，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在这里开幕。这个被称为“智力广交会”的人才盛会，吸引了2616位海学子从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归来洽谈发展机会。开幕仪式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目前留学生回国服务正在形成一个热潮，有14万人学成回国。广州市副市长林元和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准备在海外学子中招聘官员，这意味着“海归派”们回国不仅可以从商、任教，还可以从政。
镜头三：12月2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李岚清副总理接见80余位海外留学生代表，他在听取了7位海外学子的发言后，发表了讲话。他说，海外留学人员是我国宝贵的人才资源。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同时努力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为国服务。
都说2001年是“中国年”——申奥成功、APEC会议、足球进入世界杯，还有年底给中国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给中国人带来极大兴奋和忐忑的“入世”。入世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如果说其他都还为时过早，有一点是肯定的——入世带来巨大的人才流动。而“海归派”以其国际化的学历背景、在国外涉足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成为人才市场的“新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薛澜这样评价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审视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留学生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留学生送上天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留学生发射的，第一个工厂是留学生回来创办的。中国每一次向前推动的力量，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经济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和进步，在某种意义上都或多或少跟留学有关。他认为，留学生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他们将成为世界公民，具有世界性。当然在观念上，他们都具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但是行为方式上将体现全球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的调查报告，从留学目的、婚姻状况、留学收获等几方面展示了留学归国人员的基本状况，通过对1045个有效样本的分析，得出结论：大部分留学归国人员选择回国后的工作时最看重个人的发展，78.8%的人选择“能更好发挥本人才能的职业”，而选择“能挣钱”的只占3.3%。出国留学人员最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前途命运”，留学生身在海外，每个人亲身体会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命运。选择关心“个人前程事业”和“生活改善”的分别占第二、第三位。
■理由一 回到主流社会
在中国，如果你问：“栾平是谁？”外国人一定不知所云，而大部分从样板戏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会心一笑，很自然地联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炉匠和他结结巴巴的丑态。可是美国文化里“小炉匠”一类的人物，我们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美国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对电梯里的笑话还是一脸茫然。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层尴尬，让海外学子在国外总有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感觉，虽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国公司、住在富人区、孩子就读于名牌学校。
许志敏，湖南人，当过知青，1981年到北京，在机电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工作五年之后，许自费到美国留学，先在缅因州一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到波士顿大学读博。毕业后的十年中，先后在几个公司内工作，在最后一个公司做了五年，到了副总的位置。在此期间，有两三年时间，他为公司在苏州开办工厂，来往于中美之间，由此引发他归国之想。1999年6月，许辞去美国公司职务，谢绝挽留，毅然回国，开办了目前的公司。现在他担任北京中一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志敏说：“回国的想法我一直有，当初出国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两到三年后就回来。但是几年以后，觉得回国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我就开始读博士，1992年，中国进入一个发展的高潮，但是当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毕业后在美国又工作了十年。1999年，我感觉美国IT业的发展已经达到高潮。当时，我的年收入有20万美元，而且是公司的副总。我辞职时，别人都不理解。总裁挽留再三，问我，为什么要走？我当时没说。现在我自己分析回国的动机，主要是国家的发展程度到了，自己回来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了却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许说，他回国以后面临的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的市场不规范。
1987年自费到日本、1993年来到硅谷的马劲，十余年的奋斗使他从高级技术人员成为世界五百强ROHM公司的美国副总裁。但是，“成为CEO、从事人事管理后，那种文化的差异将会令你非常痛苦，你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进主流社会”，正是有感于此，他决定回国创业。2001年7月15日，他回到上海创办思略微电子公司。马劲说：“我看到了我在硅谷的职业瓶颈，只有在硅谷工作十多年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我想我们到了这样的时刻了。”
■理由二 回国形式多样
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海归”派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力量。据北京大学人事部副部长刘耕年介绍，北大在校的1000余名有博士学位的教职员中，三分之一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说，过去留学归国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传统基础学科，如文史哲、数学等，理论性强，应用性差；计算机、电子等方面则鲜有归国学者。但是今天在北大这些系科中起重要作用的学者教授大多是留学归来的。此外，在工商管理、法律等应用文科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归国学者。
刘耕年分析说，归国学者青睐大学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吸引人才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归国学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有了保证。同时，北大的不少系科也有自己较为灵活的用人体制，以多种方式吸引人才。北大目前有10个长期特聘教授，分布在生物、化学等领域，他们均在国外大学任职，每年有3个月在北大讲学、研究；著名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院系，拥有多位“绿卡教授”——即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同时受聘于该院系，任兼职或全职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说，在80年代，留学生回国的概念还停留在“学成归来”。而跨入90年代，回国服务的形式出现了多样性。有的人回国内企业，用高新技术产业本身发展带动传统产业；有的人放下外国的工作回国创办企业；据我所知大多数取得绿卡的人还在两边跑，或者是在外企工作，派驻亚洲。
■理由三 剪不断故乡情
俞孔坚，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回国后受聘北大教授，北京大学专门为他的城市景观设计创办了研究中心，他自己在中关村创业园创立了“土人景观”设计公司。
已进入不惑之年的俞孔坚讲述了一个“一包乡土”的故事：1995年，当他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研究生毕业、拿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母亲从家乡村前的风水林里，取来一勺泥土，精心用红纸包好，亲自交到儿子手里，告诉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带上故乡的泥土。
于是，俞孔坚多年来身边一直带着这包“乡土”——在北京，在美国，到欧洲考察时也带着它，他从此称自己为“土人”。1997年，“土人”回国了，依然带着这包乡土，带着母亲的期望，带着一流的科研技术，回国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事业。
“故乡情结”不仅是促成他回国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城市设计理念的灵感和源泉。俞孔坚的城市规划、区域景观、居住舍区、旅游风景力求充分体现“天——地——人——神”的和谐，把握自然、历史、文化和人类的和谐，创建现代化的生态城市、生态景观。
回到中国的俞孔坚感到如鱼得水，他说，没有一个外国人会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他更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他能够将先进的设计手段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审美结合起来，让作品更加人性化、自然化。俞孔坚这样定义“土人”的理念：土人即乡土人、土人即民族。他将艾青的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什么眼中包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理由四 中国市场好大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赴美留学后又回到中国的刘驰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有许多机会。他说：“美国有80多万律师，光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注册的律师就有五六万人，没注册的律师还有相当的数量。而中国全国才有10多万律师，可中国有将近13亿人口，美国只有2.5亿人口，可见律师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悬殊，市场之大可想而知。”
在美国硅谷从事家电芯片行业的马劲，从打算回国到真正动身用了两年时间。在中国成立公司，马劲看重的是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五年前，我和中国家电厂家谈芯片，他们仍是敬而远之而大谈搞价格战，在今年，他们开始发现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来了。”
风险投资家吕强与李人洁认为，市场是硅谷回国潮的关键。美国硅谷有信息、人才与资金优势，中国台湾地区经过多年国际竞争，在压缩成本与工艺制成方面有优势，而中国大陆最大的吸引力是庞大的市场与人力优势，缺的是经验。在硅谷的华人精英最早看到这一点，也明白只有他们才能整合这些优势。
英特尔公司投资总经理DUANG KUANG称：在未来的5至10年中，从硅谷和世界各地回来的华人创业者将给中国带来50至100个产值达10亿美元的公司。
■理由五 我的压力和责任
韩庚辰，农民出身、在海外种子公司摸爬滚打了7年，后回国发展。在中关村创业园区，圈内人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 ：“我要让中国的农民用上最好的种子。”
作为多年来研究种子的国际种子专家，韩庚辰回国注册了自己的种子公司——奥瑞金种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他的玉米种子在中国农业市场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占有率，在全国建立有5个种子基地，去年的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人民币，今年有望达到7000万元。
1984年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读书的韩庚辰，先后担任国际玉米小麦改良（墨西哥）博士后，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研究员。总是戏称自己是农民的他说：“我生在黄土高坡、长在黄土高坡，最终还是要归根大黄土高坡的。”他选择种子栽培技术为研究方向，就是 “要让中国的农民用上最好的种子。”
他说：“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我有这样的压力和责任。”奥瑞金公司的核心工作就是通过现代化的科研手段，培育、改良适合于中国不同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玉米及其它农作物新品种。
■理由六 不再隐晦名利
王永强，1996年从中国毕业出国，在美国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中读MBA，毕业后回国，创办宜家家居网站。如今公司40人规模，声称“做得很艰辛”。
“我在出国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回国。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机会当然还是在中国多。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这主要反映在家居生活的水平提高，必然会投入很大的资金。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良好，这对于我的事业，无疑是利好。不久前，北美一个商业协会的主席到北京来，他说，中国的情况非常好，市场潜力很大。”
王永强认为，风险所在，正是机会所在。在国外有很多机会，但是中国的机会更多。与国外相比较，国内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还不完善，但如果坐等或犹豫不前，就会错失机会。如果等一切都完善了，机会也就没有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风险越大，机会越大。
采访中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非常坦率的留美博士“语惊四座”，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耻于谈个人利益，归国者大多羞于承认自己是为名利而归。坦率地说：当初出国，一些人求的是名利；今天回国，依然为的是名利。这没有什么可羞羞答答的。我想说的是，人的名利之心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根本没有必要去贬损它。社会的体制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原动力，是否能规范和引导人的本性向着既有个性表达空间，又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是区别一个社会优劣的重要标志。”
■理由七 好项目没国界
从小生活在清华大学的齐欣，1984年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留学巴黎，1997年在香港工作两年后回到祖国。他坦言：“回不回国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于齐欣来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他视之为生命的“项目”。他常常说：“一些好的项目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回到中国，他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难逢的项目——由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贷款，国务院国家会计学院要建立一所专门培训银行行长的、号称“经济建设时期的黄浦军校”的国际一流学校。7个亿的投资一半会用在建筑上，这是最让齐欣心动的东西。
齐欣是为建筑而活，为项目而流动的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好的建筑师应该是没有地域性的”，并承认自己的地域性就不是特别强。为此他去法国、去香港、去世界各地采风、画图、找灵感。最终他选择回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做项目。他客观地分析了自己回国“感觉很好”的原因，归纳出了三点：一是发现自己带回来的东西都有用；二是国内工作好找；三是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
出于职业需要，齐欣到过许多城市，他评价说维也纳和马德里最适宜人类居住，但他还是最喜欢北京，喜欢北京的幽静和大气，喜欢北京对政治的敏感和宽阔的人行道。不过，也许他迷恋北京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北京人，所以对北京的优点体会得特别到位。
■理由八 回国自己做老板
刘建亚，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1991年进入加拿大一个生物技术企业参与产品研发，1995年回国创业。目前他担任天津泰达华生生物园首席执行官。
刘建亚说：“创业是艰辛的，我本人也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随着对国内环境的深入了解，我和很多已回国的朋友们都深深体会到大家应该展开合作，聚集资源，建立更大的团体发展，融入到整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大势中去，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经过几年的努力，刘建亚的天津比特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全国建立了14个办事处，产品在一万家药店和超市中形成了销售网络，公司的规模也迅速扩大。
朱荣辉，30出头，留着惹人注目的络腮胡子，意气风发中颇具男子气概。他去年从美国回国，现任北京美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长。
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朱荣辉，一开始并没有选择出国的道路，而是先后进了两家外企，受聘于飞利浦霍尔兹曼和摩托罗拉两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任高级经理和顾问。此后，经过深思熟虑，朱荣辉决定出国留学，然后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我们许多在海外留过学的人都深深感到，只有时时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使个人的价值得到实现。”
资深风险投资人、宏基风险投资基金吕强说：“在美国硅谷，出现过三次回国浪潮：第一次是1999年前后，以亚信田溯宁为代表的极少数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资历非常短，大多只有一两年硅谷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带来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肤浅的融资神话；这第三次是真正的硅谷精英的回归，在美国扎根十年的他们，不仅带回了硅谷科技开发的精华和中国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统管理经验，而且带回了硅谷的市场网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硅谷华人中，还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国的门槛边观望。2001年5月，硅谷经济研究权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安娜教授在对2000名硅谷移民的最新调查中发现：占硅谷外来技术移民46%的华人（大中华区）中43%愿意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回国工作，77%的硅谷华人称自己已有一个以上的朋友或同事回国。她判断，中国加入WTO之后，这将是一个普遍的心理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