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目前在澳中国小留学生已超过10万。这些赴海外读中学的学生年龄段集中在16－18岁左右，澳大利亚当地华人称这些小留学生为“第四代留学生”
表现良莠不齐
中国小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可谓良莠不齐。一些抱负远大、基础知识扎实、学习勤奋的优秀学生，在澳大利亚这块现代教育理念天地中如鱼得水，脱颖而出。2000年初，中国小留学生爆出大新闻，当地的IB（一种国际认可的中学证书计分方法）和VCE两种高中毕业会考证书的第一名，都被中国小留学生囊括。
河南来的张征到澳大利亚时不会英文，但两年后他成为维多利亚州第一名，也是南半球IB的第一名。在这之前，张征还因学习优秀受到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的接见。张征中学毕业后被撒切尔夫人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录取，一年后进入牛津大学，如今他是英国华人联合商会赞助的奖学金获得者。
2001年初，泰勒学院会考的前三名，有两位是中国去的女学生，她们是上海的黄健和抚顺的曲碌华同学，她俩均拿到大学的奖学金。而上海来的倪凌在升学进英纳西大学之前写出《十六岁闯澳大利亚》一书，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但是，在小留学生中，成绩平平者仍是大多数。由于中国普遍缺少英语老师，中国去的小留学生英文基础都比较差。澳方为我们请的翻译崔先生家中有一名学生，到澳大利亚将近半年，连简单的英语对话都感到困难，完整的英语还说不上100句，很难想象他是怎么上课的，其实他很多时间干脆就不去学校。
另外，许多到了海外的小留学生“仍旧不会整理床铺，不愿洗衣服，从不洗碗。”不少父母是大款的孩子，每月有汇款，或者银行中有几万美元。他们年纪小不善理财，且一下子有了大量的可支配的现金，造成挥霍且沾染了不良习气。一家餐馆曾有记录，一帮中国孩子吃饭，吃了1000澳元，扔下800澳元小费。
2001年新年，中国各大城市正在举办国外教育展览时，澳大利亚当地的一家报纸头版刊载一篇题为《中国孩子尽占唐人街风景》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左手一支烟，右手一只机（手提电话），有时一对对，更多时是一群群……”
翻译崔先生受朋友之托，家里开始住有从香港、山东等地来的7名中国学生。其中一男一女，认识才两个星期，便生活到了一起。一段时间以后，崔先生忍无可忍，下了逐客令。对现在住在他家的几个小留学生，他也感到不满意。其中一男孩，一到墨尔本就被这“精彩世界”搞得晕头转向，吃喝嫖赌全沾了，一夜输了5000多澳元，袋子里放着避孕工具，半年的生活费不到一个月便花得精光。当着崔先生这个房东的面，打电话欺骗和要挟父亲：“我被抢劫了，已身无分文，若再不寄钱来，我就借钱买机票回来。”崔先生给这位山东某电力公司老板的公子算了算，不到1年时间，已用了近20万澳元。
更有甚者，是前年发生了一起一名中国学生被遣送回国的事件。这名学生到澳大利亚后挥金如土，开始是不断地向父母要，当他自己也觉得无脸再向家里开口时，被当地的黑社会引入歧途，合伙贩毒，被警方抓获。在机场，当地记者采访他时，他歇斯底里喊了声：当初为什么父母给我这么多钱！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一个问号一直打在我的脑子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部分小留学生令人担忧的所作所为？仔细想想，其实不能全怪孩子。
我们的大学太少。大学每年的招生名额仅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0．05％，社会就业竞争的激烈，使得家长和孩子拼死也要圆大学这个梦。
出洋留学，是父母为孩子们选择的路。第四代留学生与前三代留学生有明显的区别，除了他们尚年幼，均为自费生外，他们还属于“包办”性质，很少是孩子自己作主的。有的家长征求孩子意见也只是例行公事，签证一下来，就是武大矮子吃药，不走也得走。
为什么家长们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除了他们认为国内孩子上大学太难以外，部分家长怀有“还愿”之心。据了解，中国小留学生的家长几乎全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改革开放后致富的大款和有一定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属“文革一代”，大部分有过“农村插队”的经历。自己梦想的失落，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刺激，加上一家一根独苗，形成了这些父母特有的急功近利望子成龙的浮躁心理，他们于是将出国、读大学的梦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有的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也要送孩子出国留学。
这些小留学生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个人自控意识，又长期受应试教育的高压，稍稍懂事就被课堂无休止的灌输和课后如山的作业包围，他们除了教室、家庭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独立生存与独立思维的锻炼机会，不会主动学习，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走出国门后，在松散式的教育形式且高度开放的条件下，一下感受到全新的彻底的放松，很容易毫无防御地接受异国他乡的新鲜事物，有的被西方一些不良文化、不良习性甚至是一些不良的政治观点和意识所侵袭和腐蚀。据当地华人反映，一般说来，在国内表现好的，在海外也依然出色，一部分在国内就有问题的学生，一下子远离父母的管束，如鸟出笼。
小留学生的监护人和房东大部分是西方人或有西式生活习惯的亲戚朋友，他们对小留学生并不了解，文化的隔阂使他们的交流十分有限，对小留学生的管理也是形同虚设。实际上，寄希望于这样的监护人来管好孩子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有问题的孩子的管束，有时连父母自己也束手无策，这些监护人又能有什么更好的作为呢？小留学生在那里认识的人很少，感到无聊、寂寞，有空的时候，只有用手机与父母联系，上网给国内朋友发发邮件、聊聊天。这些“天涯沦落人”的感受，即使是父母也许都无法想象。
境外的学校也是参差不齐的。少数学校不但办学历史不长，而且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珍惜”到以秒计算的程度，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就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还有像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实际上是有条件开放的，一些家长想选择名城名校也是期望太高。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地方真正的名校，就连当地的富豪达官贵人的子女也未必都能进去。
出国要从实际出发
随着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出洋留学潮越涌越大，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是必然的。少年出国留学的本身并不是坏事，有利于从另一条途径解决目前我国教育从数量到质量、从教育体制到教学方式的种种问题，通过社会力量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包括民族、人文等方面的优点。但也不要盲目随波逐流，以免造成顾此失彼甚至把留学的美梦变成了噩梦的悲剧。
这次我们在澳考察学习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外国教育确有先进之处，中国教育也有传统优势，中国教育与澳大利亚教育的结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所以要成才未必一定要出国。在孩子留学的问题上，主要的着眼点要从孩子自身的实际出发，看是否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特别要搞清楚的是，出国留学是不是孩子自己的想法？留学就像游泳，最终是孩子“游”，大人在岸上“看”的。孩子有没有“游”的欲望，有没有“游”的能力，有没有“游”的技术，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孩子没有这个愿望，尚未具备所需技能，硬把孩子往国外赶，那和把不会游泳的孩子往河里赶没有什么两样。平等地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让孩子参与对自己未来的设计，给孩子选择的权利，不能把父母的意志强加在孩子的头上。
（摘自《萧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