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地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１８００多元，这笔被冠以“教育捐资款”的上岗费对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大数字，７０名毕业生有４９人东挪西借交上了钱，还有２１人因没有钱无法参加工作，有的学生被迫外出打工。不少学生家长联合起来上访告状。而乡党委负责人则称：乡财政十分困难，收这钱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要抬高安排教师岗位的“门槛”，减少吃“财政饭”的。
３月２８日，记者来到沙集乡暗访。在沈集小学，记者见到交了钱才上岗的教师许素英和曹寒梅。许素英是１９９９年从夏邑师范毕业的，直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交了捐资款才给她安排了工作，开始每个月才发１００元生活费，前不久才把工资调到２９０元。
许素英告诉记者：“我父母都是农民，实在拿不起这笔钱。一开始我真不想上岗了，但我妈说，钱你别管了，就是借也要让你教书，别让以后你再后悔。”
曹寒梅是２０００年毕业的，她家里借了五六千元的外债才给安排了工作。
还有一些学生就是借也凑不够。在胡楼行政村小刘庄自然村，记者来到村民刘运明家中，刘运明的大儿子刘清林１９９９年从夏邑师范毕业，由于没钱，刘清林在广东和连云港打了两年工。提起这事，刘运明十分气愤地告诉记者：“我娃是学校文学社的副社长，发表过一二百篇作品，是公认的好学生。可没想，上学时难，这毕业了更难。乡教办不安排工作，学生家长去找，他们还威胁说，你们要是敢闹事，敢告状就永远不可能上岗。”
记者在乡政府采访时，问起收教育捐资款的事，乡党委书记徐先华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先向记者诉乡财政困难的“苦水”：“全乡去年可支配财力只有１５０多万元，但全乡有教师４００多人，干部１４０多人，光工资一年就要２５２万元。去年全乡按１９９７年的工资标准发，还欠２个月的工资，要不是上级转移支付了一些，乡政府就要关门了。”
徐先华说：“正是因为超编太厉害，上级还硬安排毕业生，乡里才决定收教育捐资款，钱用在乡里发展教育上。不仅当教师收，就是分到乡政府的也要收。定１万这个数，就是想定高点，拿不起的就自动不上班了。乡里还做了一条硬规定，以后因国家政策或自身原因下岗了，这钱也不退。”
乡里的一些干部还透露说，收教育捐资款才能上岗的现象绝不是沙集乡的发明，也不是沙集乡一个乡有，而是在当地“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