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赫江杰，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三江口农场小学的一位普通教师。这位在学校里教了二十多年书的老师对眼下的事儿非常不满，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在１８２块钱的工资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依然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参加教育工作２２年，要说对教育事业的奉献，我当之无愧，但是我并没有享受到教师的待遇。”赫老师理直气壮地说。在三江口小学，与赫江杰情况类似的老师还有七名。
农工教师的历史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介绍一下三江口农场。
三江口农场最初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建立的劳改农场，脱胎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隶属于辽宁省农垦局。三江口农场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分别建立于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９年。７０年代末，由于学校缺少教师，农村学校从社会上招收了大量的民办教师，而农场学校因为农场的特殊性，只能从农场职工中招收“以工代干”的教师（当时称为“农工教师”）。
１９８０年８月，年仅１８岁的赫江杰在高中毕业后，就成为了农场众多农工教师中的一员。由于个人的原因，赫江杰与领导产生了一点儿矛盾，所以她下决心要考师范，离开这个让她生活得并不开心的小学，因为在１９８３年，赫江杰的一位同是农工教师的同事顺利地考入了师范学校。
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出台了民办教师可以通过升学（考师范学校）或民师转正考试而转为正式教师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２０００年国家彻底转正或辞退民办教师为止。而就在１９８４年，赫江杰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参加民办教师考师范学校的资格。
但就在这个时候，学校领导传达了上级的文件精神：农工教师不能参加民办教师转正的任何考试。这对赫老师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在临上考场之前得知不能考试了，江杰回来之后号啕大哭，好久情绪都很低落。”赫江杰的同班同学回忆道。在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时，赫老师说：“我当时认为这是国家政策，也没有办法，所以在经历了痛苦之后还像以前一样认真工作。当时，学校民师转正的名额是按照民办教师总人数的百分比确定的，虽然不允许我们参加考试，但每次争取转正名额的时候，我们总是算在总数里面的；每次民办教师整顿，我们也都要参加考试、交费。现在，我们手中的各种证书就是证明。王校长告诉我们，农工教师属于民师系列，除了不允许考试，其他都一样。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觉得不公平，但我认为这是国家政策，个人应该服从。而且，我也一直期待着国家为我们农工教师出台新的政策。”
２０００年底，当大部分的民办教师已经转正时，赫江杰所在的学校和农场分离，学校归属昌图县教育局管理，由此农工教师被取消了教师资格。但是由于学校暂时缺老师，所以赫老师和其他７位农工老师继续在学校工作，处于“有教师之实，无教师之名”的境地。
“要是按业务水平，我一直是学校中的骨干教师；要是论文化知识，什么考试我都不差；但二十多年来我没有获得任何一次机会发展我自己。到现在，对于能不能领到下个月的工资，我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够继续站在讲台上，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可真是有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赫老师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感到非常无奈。
得知真相后的上访之路
如果赫老师去年没到昌图县参加教师培训，她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遭到了不公的待遇。在参加培训期间，赫老师认识了昌图县两家子农场的老师，他们说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经市、县招生考试已经陆续上师范或转为公办教师。赫老师当时就怀疑：两家子农场和三江口农场情况完全相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参加考试呢？到底是谁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
从县里回来，她就和其他几位老师商量，他们要去调查到底有没有不让农工教师参加考试的文件，结果是没有查到。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争取自己的权益。几天后他们把申诉材料送到了县教委，反映他们的情况。县教委的领导看了老师们的材料，当即表示十分同情，答应调查。
一个多月以后，县教委把调查结果写成了报告，发到学校作为给老师们的解答。报告中说：“据当时担任人事股长的崔广发同志证实……上边有口头精神，农工不许二次招工……我县农工教师从１９８４年以后不能参加考师范或考转正。”
同时，报告否认两家子农场学校农工教师转正的事实。对于赫老师等八名老师被算在民师转正的基数当中，县教委给予否认。老师们看到报告之后，心里非常的气愤，因为他们否认了千真万确的事实。随后他们找到负责解答的县教委领导张金和。他说，虽然老师们反映的情况属实，但是“不能写”，得按“我们的调查结果写……不然的话，涉及到责任问题。你们另找渠道吧”。
老师在万般无奈之下，走上了上访之路，直接找到了铁岭市常务副市长陈宝祥。陈市长非常同情几位老师，认为这是特殊情况，当即表示会按照特殊情况来对待，一定不能让几位老师白白付出这么多年。于是，陈市长责令县教委整理有关材料上报市委，同时有关部门暂时解决老师的工资，即现在每月的１８２块钱。
这件事情叙述起来也就两三句话，但这可是经过了多少次不懈努力的结果。多次的上访，可谓是困难重重。
首先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老师们的工资非常低，而且经常拖欠，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上访的费用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三江口处于辽宁省的最北边，要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县城，三个小时的火车到铁岭市。在八位老师中，有一位就是因为负担不起路费而没有参加上访。
其次是学校领导的反对。她不许老师们请假，如果请假，就要扣工资，哪怕是请假一个小时。据老师们透露，学校校长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县教委打招呼，一口咬定农工教师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但是他和县教委都拿不出所谓的上级文件或指示的证明。
在上访的一年多时间里，事情一直没什么进展。非但没有进展，某些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变化。老师们觉得这些领导在相互“踢皮球”，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互推诿，市里的领导说这件事情还是要地方来解决，而县教委则以上级没有指示为借口，不作任何处理。现在学校的生源不足，下学期的教师调整中，这些老师很可能就要被辞退了，这使他们非常不甘心。
王校长的答复
王文奇从１９７６年至今，一直在三江口农场小学担任校长，已有２６年，可以说是赫江杰等几位老师的老领导，按说这件事情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但他从来没有支持过赫老师等人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做的任何努力。
记者前去采访他时，王校长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但还是非常勉强地接待了记者。他说：“这些老师在招工的时候与民办教师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工人，所以在民办教师转正的时候，根据不许二次招工的国家政策，他们不能参加。这是县里的政策。”王校长表示，他也非常希望八位老师加入教师的队伍。
“我们学校有公办教师（正式教师）、农干教师和农工教师。２００１年底，市里通过研究决定，农工教师依然是农工，不属于教师行列。现在，此事还没有处理结果。”当记者问道关于上级是否有不允许农工教师考试的文件时，王校长说：“这是县里的决定，我没有权力，县里的处理文件上已经说过上级有口头批示。”
对于县级单位有没有权力来制定这个政策，口头批示能不能作为政策来执行，王校长并不清楚。在采访中，他一会儿说这是县里的政策，一会儿说这是市里的政策，一直没有说清楚他执行的到底是哪一级政府制定的政策。
在说不清楚的时候，王校长拿出了去年老师们上访时，县教委给出的答复文件。但现在任何人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文件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赫江杰等人已对这个文件的有关内容进行取证。足够的证据表明，和他们情况相同的农工教师确实已经通过各种考试而转为正式的老师。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可以通过考试时，王校长以不清楚他们的情况为理由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在学校，记者在对几位老师的采访中了解到，赫老师等人上访的事情引起了校长的反感。所以“他不起反作用就不错了”，老师们一致这样认为。上文已经提到，校长限制赫老师等人的行动，而且还曾经说过：“如果你们不想干，我用这１８２块钱去请别人。”看到老师上访，校长说：“让他们折腾，我就看他们还能折腾几天。”
在八位老师中，有两个与王校长关系不错，他们从来不会参加上访活动。如果这件事情和王校长没有关系，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去争取？老师们的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另外，记者还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全校仅有的几十名教职工中，校长的亲属就有十名之多，其中有的根本没有担任过教师工作。比如王校长的妹妹，以前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任校长期间进入了农场小学，并在这里转为正式的人民教师。
县教委的答复
当记者向县教委主任于长仁提及三江口农场的农工教师问题时，他说：“在７０年代末，学校招聘了大量的民办教师。相应地，农场学校从农场的工人中招工，他们的工资由农场支付，而民办教师的工资由政府支付。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在民办转正的时候，市里面有规定，农工教师不能参加考试。当时县教委人事股的股长已经证实上级有口头指示。”
“口头指示”能不能作为执行的政策依据？对于这个问题，于主任说：“这是市里的指示而不是县里的。”显然，对于上级是否有政策，县教委的领导也不太清楚。难道根据一个退休１０余年的老同志记忆里的一个所谓的“口头指示”就能作为一切的证明吗？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于主任还是说：“据当时的老同志说，领导有讲话，市里有会议纪录。”
县教委周书记告诉记者：“按照国家的规定，民办教师在２０００年底就应该全部取消，但是他们农场还保留了这部分老师，而与此情况相同的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这是因为农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保留到现在的。农场的领导为农工教师的事情向市领导反应过很多次，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你应该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按照这种说法，问题还是出在农场学校。
随后记者采访了人事股的股长和已于１９９１年退休的前人事股长崔广发。
开始，崔广发强调民办老师和国家正式教师归教育系统管理，而农工教师的管理不属于教育系统，他们的管理权在农场，所以当农场学校划归教委管理之后，农工教师还是属于农场。在教师转正问题上，他一口咬定有上级口头的指示不让农工参加民师转正考试。他说：“三江口农场农工老师已经属于国家的正式工人，按照国家政策他们不能参加转正。这是上级的会议精神。”
记者问他：“‘口头指示’可以当做政策来执行吗？”崔广发还是说：“上级开会时传达的口头精神。”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最后回答说：“你可以到市里去查，肯定有文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找不到了。”
于是，记者转而去问现任的人事股长，是否有这样的文件。他说：“我刚刚上任，不知道以前的事情是怎么办的，在我所管辖的档案中没有那样的文件。”
最后两个人都告诉记者可以在市里查到这个文件。当记者表示要直接去省里或教育部查文件时，人事股长告诉记者，这个文件是市里制定的，上边肯定没有。
赫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曾经到县教委要求查当时的文件，但是教委的人说，文件都被送到造纸厂去了，无从查起。他们也到市里查过，也没有不许农工教师参加考试的文件。有的领导说，虽然没有不能考试的文件，但也没有让农工老师参加考试的文件。事实上，在记者所见到的关于民师转正考试的文件中，没有一个是把农工教师单独列出来进行规定的。
谈到为什么两家子农场的农工老师可以转正时，崔广发说：“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转正肯定是错误的，当时他们肯定把农工教师以民办的名义上报了，我们当时没有按照花名册一一核对，所以出现了漏洞，两家子农场转正的农工教师应该纠正过来。”现任人事股长也同意这种说法，但县教委的调查报告又否认了其他农场农工转正的事实，二者并不一致。
在采访中，县教委的领导一再表示，不愿意这件事情报道出去，他们说：“铁岭市的领导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一个记者能够解决得了吗？”
几位支持者的意见
三江口农场的领导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曾多次派人到市政府反映八位老师的情况。
农场现任副书记赵明文告诉记者：“这八位老师都是录用在册的民师（农工），并不是农场自己录用的民师。他们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所以，在学校与农场分离的时候，于情于理都应该把他们纳入教师的队伍。对从１９８４年到２０００年底，他们没有参加民师升学转正考试的问题，现在我们谁也没有看到文件，不知道是否有此文件。作为农场领导，我们帮助老师们做了一些调查，两家子农场的农工教师确实有很多已经通过考试转正了。”
铁岭市常务副市长陈市长也曾亲自处理过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这八位老师可能已经不在讲台上了。在结束了对县教委的采访之后，记者拨通了陈宝祥市长的电话，陈市长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说他已经让县教委准备材料，通过组织上报，然后由市里来研究，看看是否能当做特殊情况来解决八位老师的问题。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县教委的材料还没有上报上来。
在记者询问有关文件的时候，陈市长表示，市一级政府没有权力自己制定这样的文件，就是有这样的规定，也要有政策依据。陈市长说，他会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后记
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教师，现在却被拒于教师行列之外。他们并非没有能力，但却被剥夺了上学、转正的机会，是谁让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呢？他们都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这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
如今，有的老师已经接近６０岁了，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已经不太可能，他们正在面临的是生存的危机。看到自己的学生都已经考上研究生，而自己却连一个老师的名分都没有，他们的心里实在是非常难受。而校方领导非但不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还百般地为难并阻止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县教委也没有能给老师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年多过去了，事情没有什么进展，但老师们的决心却没有减退，他们相信，“有理走遍天下”。
现在，老师们已经不想追究谁的责任，只要给他们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就够了，难道这样的要求还算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