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行业年度例会。与以往几次会议相比，它吸引的舆论关注明显减弱。因为在最近这一年里，在IT行业，“网络”已经盖了“软件”的帽儿。但软件业内人士对此似乎根本不予理会。会议东道主之一的中创软件董事长景新海说，电子商务的兴起，实际上给软件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因为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处处离不开个性化的软件服务。应用软件企业积累的开发经验，使它们在介入电子商务领域时，比其他行业更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从事网络、电子商务的公司不同，软件业政府主管官员和企业家们谈论的热点，不是纳斯达克，不是世界各地的“创业板”，不是风险投资。他们讨论的是那些实在得多的话题，譬如：中国可以向印度、爱尔兰、以色列、墨西哥等等软件产业发达国家学习点什么？
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院士激大家――80年代中期，印度软件业与我国同时起步，但到1999年，印度软件业的产值已是我国的3倍，软件出口额约为我国的2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印度人自豪地讲：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是什么呢？就是“印度的明天”（India Tomorrow）。中国的软件企业应该怎么办呢？
软件业人士都谈到，印度与我国相比，发展软件业特别是出口软件业，确有其特殊的优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社会开放的时间比较长，在美国企业界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有大量印籍和印裔人士，便于商业交流；印度本身经济不发达，软件业从一开始就只能完全面向国际市场等等。
但业内人士指出，排除这些暂时的不可比因素，印度软件业仍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被特邀参加会议的美国华人专家联合会主席贾浩博士介绍，在美的印度人凝聚力很强，他们如果在企业掌握了派发订单的权力，或者自己拉到了软件订单，都尽可能组织自己国内的企业来做，这一点比我们许多同胞要好些。
我国目前软件出口额较大的企业上海启明软件公司的总经理王德铭指出，印度软件企业非常重视质量体系认证，取得了这方面的资格认证，才有可能大量承接国际软件订单。而我国目前获得ISO9000体系认证的软件企业才仅有寥寥几十家。
很多软件企业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关税等政策，也制约着外向型软件企业的发展。有些企业软件出口赚了钱，但不敢把这些钱转回国内。而且现行政策一直禁止软件业对外的劳务输出。在80年代，印度是由政府官员亲自率领一批批印度青年到美国硅谷去打工。这些青年在硅谷成长起来，成为本土软件业发展的强大推进力量。
他们谈到，决不能把IT产业当成传统产业来管。有关部门前几年在制定针对软件业的某项鼓励政策时，参照的竟是废品回收行业！
上海浦东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宏亮连续两次到印度考察。他说，我国与印度相比，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就是没有形成宝塔型的人才梯队。我国软件业从业人员的主体，几乎全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高层次的人才和低层次的人才同样缺乏。实际上，软件业最需要人工的源代码编写人员，应是经过专业培训的高中或中专生。印度有两家大型培训企业，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全国有上千个培训点。仅仅在一个邦，一年就能培训3万人。这两家企业颁发的培训证书，在全世界软件业都得到认可。最近，浦东软件园已与其中的一家签订协议，联合在上海从事人才培训。
参加会议的企业家和海外留学人员乐观地指出，目前我国软件业快速发展、与印度同行一较短长的时机已经来临。作为世界主要软件消费国的美国的市场，去年一年约有价值400亿美元的软件产品对外订货，而印度、爱尔兰、以色列、墨西哥等主要软件出口国家只能消化其中的约100亿美元，还有大量的订单我国同行可以争取。中国留美人员目前在其IT行业已经占据了与印度人差不多的位置，有能力为祖国软件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大批在美国软件业成长起来的留学生最近纷纷回国创业。他们掌握着最前沿的技术和最热门的市场信息，应能带动我国软件业更上层楼。同时，我国软件业还拥有印度同业所没有的丰富的国内市场资源，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