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工作者，我既知道早期社会化对一个人一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也了解网络世界的交互有别于现实社会，具有非权威化、平等性、公开性以及文化多元的特征。有人把网络世界看作是现实社会关系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延伸，但它毕竟不同于现实社会。所以，面对孩子该不该上网的选择，我感到困惑。但是，埃瑟。戴森在《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中》说，美国麦金西公司承接美国政府出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3个学年中，那些接受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与没有条件使用新技术的学生相比，几乎可以多学一年的东西”；并且强调：“让学生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确实存在一些可以量化的回报”。这对于渴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的我，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诱惑！然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已经给孩子们早期社会化带来了困难（价值观拟的社会与环境。即孩子们能以虚假的身份走进其实的社会、以真实的身份走进虚假的环境去参与社会实践。
然而我知道，每一个网络社区内部提倡公开性原则，从而导致网络文化内容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多样性。所以，网络世界又未必能提供个人早期社会化必须有相对稳定和统一的社会规范与社会价值标 准的环境。可以设想：孩子们上网，参加任何一个问上讨论组，都将激发出孩子们学习与求知的热情，但同时，网络环境又会使孩子们在社会交互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在网络世界里，谁也不知道她或他是孩子）。孩子们在网络中可以自由地跨越时空、跨越现实社会的各种“篱笆”，而父母不可能始终陪伴在孩子身边（“始终陪伴”无疑是监视）。父母在孩子们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必须履行的职责——为他或她提供 必要的帮助和参考。当孩子上网，其角色发生变化时，孩子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必然影响其角色扮演的自觉性，并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明确。如果认识到了，父母对孩子在网络社区互动中的选择和判断，只能以平等的态度同孩子交换意见（如果时间与环境都允许）。而当后一种情况出现并持续下去以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与文化都将受到挑战——父母作为家庭教育施教主体的权威以及学校教师的权威是否有被削弱的可能，或者说遇到挑战？
当个人早期社会化需要家庭、学校和大众传播媒介共同创造令人敬佩和信服的社会权威形象时，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却削弱了它，并以极大的诱惑（网络文化的丰富性），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新的“权威”，即网络本身。虽然孩子们的父母以及学校为保持自身的权威，可以上网或应该上网，但是，孩子们上网对父母、对学校，甚至对整个社会来说，都将面临一个由谁来控制教育过程和怎样控制教育过程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由于每个中国家庭实际收入可能提供的费用问题，以及绝大多数教师几乎没有享受到数字化媒体所提供的帮助的事实，都可能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孩子们从网上或其它任何地方获得的信息与知识，难道不是更愿意同自己的老师交换与交流，即从作业和功课中表现出来吗？
在美国14万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学校中，已有大约4万所拥有了网络人口。在中国，由于传统教育方式与文化滞后于社会整体转型的进程对孩子们而言，网络世界中的挑战并不比现实社会中所要面对的挑战少，或许还更复杂；但是网络所提供的某些个人早期社会化的环境和条件，是父母在现实环境中敢想而不敢轻易让孩子们去体验的。如果从发展的角度考虑孩子们该不该上网，虽不敢说2005年数字化时代的特征会在中国明显起来，但却能让人清醒地意识到：走进网络世界，是孩子们未来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社会转型仍然保持加速状态中的再加速性质，如果人们希望中国的孩子们更多一些创造性，而不是迷信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燕妮的测试时，都把“不迷信权威”排在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更快地走入新世纪，那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掌握社会教育资源再分配的人们，是否应该为孩子们走进网络世界作出新的考虑？思量再三，我想让孩子上网。因为网络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学习工具，它带给人的帮助远大于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犹豫该不该让孩子上网，是因为一个人早期社会化对其一生的影响太重大，而我对这样的过程却难以控制。面对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趋势，而数字化时代的热浪又迎面扑来，为人父母，真是欲作选择好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