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上课就想睡觉的孩子，为什么现在舍不得下课了？
□自认家有“神童”的家长四处打听：哪有超常班？请看北京、上海的超常教育
采访动机: 接触这个题目，是非常偶然的。记者有个朋友到上海出差，聚会时偶尔谈及她那不到14岁的女儿明年就要考大学了，让朋友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个聪明的女孩儿，是北京八中少儿7班的学生。在这个班，十三四岁考大学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令我吃惊的是，当时所有有孩子的朋友都对这件事兴趣浓厚，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超常教育利大？还是弊大？有朋友痛陈身为“超常儿童”父母的苦恼：授课内容孩子早就会了，课堂纪律差，乱插话，对学校教育没有兴趣；老师找家长投诉，要么跳级，要么让孩子闭嘴。他们更想知道：怎样的孩子才算超常？上海有没有这样的实验班？
看来，关注超常教育的人不在少数。
打听的结果，超常教育实验班上海也开始有了，就在浦东。
于是有了这篇报道。事实上，这个选题最重要的“核”有两个：一是如何理解教育机会的平等与公正？二是一些超常教育的实践，是否只是“神童”们的专利？难道常态儿童就只能忍受刻板、僵化的“常态教育”吗？
超常班班主任：我碰到了挑战，这些孩子搞劲十足，我经常得面对42种意见
11岁的易君原来觉得上课是件苦差事，“一上课就盼着下课，因为很无聊的，老师讲的我早就懂了，没完没了地重复，听得我想睡觉。”现在，他一进课堂就容光焕发：“有劲有劲！老师讲课生动好玩，有挑战性，我还没觉得，一堂课就结束了，让人舍不得。”
他同班的王童也有同感，“从前我那个班数学课上难一点的题目，全班肯定只有我一个人会做。如果我也不会做，就没有同学可问了———他们肯定更不会做。现在好啦，班上的同学个个一级棒，讨论难题最起劲！”
11月13日，记者旁听了他们的一堂英语课。这节一句中文也没有的英语课，是从学生集体唱又拍手、又跺脚的英文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开始的，学生的情绪一下子就活跃起来。眉飞色舞的张老师谈完和女朋友的周末约会之后，让学生也谈谈自己的周末，接着又集体畅快地“大吃”了一通各种美味。教室里不断回荡着学生的惊叹和笑声。如果不是学生齐刷刷地坐在课桌前，倒更像是一个Party（聚会）。黑板上挂满了老师手绘的各色图板，那感觉又像是一堂美术课。
易君和王童的班主任是年轻的数学老师陈薇。
说起刚教了两个月的新学生，陈薇充满欣赏：“我碰到了挑战。他们真是搞劲十足，自主性极强，凡事非要跟你争出个高下来不可。不像我以前的学生，对老师基本言听计从，那时要决定什么事，班上也就是两三种意见，现在我得面对42种意见！”
她这42个挑战者，便是上海浦东建平实验学校今年首次招收的超常教育实验班的学生。他们的班级同普通班一样编班，从外表看不出什么特别。建平实验学校是一所崭新的、小学初中一贯制的公立学校，其校舍、操场、教学设备和学生住宿的优越条件，在上海堪称“罕见”。今夏，他们经过非常严格的测试，从浦东地区报名的500多个小学四、五年级学生中脱颖而出。
测试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建平学校教科研组的徐颖老师说，有的回回考试名列前茅的孩子没能录取，反倒是一些聪明的淘气包入选了。除了数学、语文科测试外，他们还得通过超文化背景的认知能力测试、智商测试，甚至纯生理方面的脑象图测定（依据是人的聪明与否，在脑生理方面是有差别的）。而所谓超文化背景，就是说与教育程度无关，一个研究生在这项测试中未必比一个聪明的文盲更有优势。
一个初中阶段的超常教育实验，就这样静悄悄地在浦东开始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填补了上海的一个空白。
这件事至少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建平实验学校校长姜晓勇；还有一个，是年过半百的程念祖老师。
程念祖：关于超常儿童教育的疑虑，已经一一被实践解决了
建平实验学校的这套测试方法来自北京八中。刚刚调来上海浦东的程念祖老师也来自北京八中。
作为市重点中学的北京八中，在教育界相当知名的，是迄今办了15年、招收了八届学生的少儿班（即超常儿童实验班）。一个北京记者在有关报道中这样开头：
“翻开北京八中‘少儿班’的影集，是一张张博士帽下稚气盎然的笑脸。9岁上初一、4年完成从五年级到高中的8年课程、13岁进入大学、18岁当博士…超常教育培养出的少年才俊，只留给人们对天才的感慨吗？”
1985年始，北京八中、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北京市教科所联合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每两年招收一个班，人数30名左右。招收10岁左右的智力超常儿童。经过科学鉴别，因材施教，在4年后考入大学。
根据去年的追踪调查，前三届98名毕业生中有52人已读完或正在攻读研究生，占毕业生的53％，其中14人已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资格。其他学生也普遍有较大学习潜力和比较扎实的学业基础。程老师认为，这说明中学超常教育在开发他们的能力方面，起到良好作用。
由程念祖老师任班主任的少6班去年毕业。这个班33人，去年参加高考时平均年龄14岁，平均分近580分，全部被重点大学录取。有11人总分超过620分，其中10人考入清华和北大。
从8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开始招收少年大学生始，社会上关于超常教育的疑虑层出不穷，但程老师自信地说，从北京八中少儿班的实践看，这些疑虑被一一化解。
疑虑一：超常教育、压缩学制是拔苗助长。
程老师解释，压缩学制并不单纯是加大学习时间，而是通过对教材和教法的改革，鼓励自学能力，使单位学时的效率提高，用4年完成8年的学业。以第一届毕业生为例，4年所用学时仅是政府规定8年总学时的56．81％，而学生成绩达到或超过了优秀高三毕业班水平。而他们在常态教育下，却总是反映“吃不饱”，在超常班是“刚刚好”或是“跳一跳够得到”。
程老师打了个比方，传统教育像是传统建筑，要从底下一层层打“基础”，速度慢，重复多；超常教育像是现代建筑，是框架式结构，先构造好一个学科体系（搭好框架），再进行细部充填，速度快，注重学科整合能力。
少儿班没有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压力，也节约了一年左右无谓的复习课时。
疑虑二：超常教育出来的“神童”，自理能力差，缺乏合作精神。
程老师很不喜欢老师一在就静、老师一走就乱，“就像有了药瘾，不吃老师这个药就不行”。少儿班非常重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卫生值日。10岁左右的新生入校时，程老师指着干干净净的教室说：“以后保持就是你们的事儿了。轮流值日，不值日也可以，但下课必须离开教室，不能享受与教室有关的一切课余活动。”结果只有一个孩子拒绝值日，可憋了三个星期，他实在忍受不了被排斥的感觉，要求重新轮值。经同学们民主表决获准。后来，这些孩子连毕业聚会之后，都会习惯地把教室打扫得清清爽爽。
二是选班干部。这事儿老师基本不参与。聪明孩子在一起，容易互相瞧不上，一次班里发生了“政变”，程老师听说后，对“领导者”说：“这次你‘成功’了，但如果我是你的同学，我会离你远远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背后‘搞’我一下，我无法信任你。你将失去朋友和合作者。”从此，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疑虑三：少年大学生社会化程度低，影响今后发展。
由于少儿班孩子年龄小，社会阅历不足，少儿班从一开始就重视中外名著的阅读，不仅提高文学素养和作文能力，也获取大量社会信息。少儿班的社会实践活动远高于普通学生，他们曾经到过恩格贝沙漠植树治沙，去陕西榆林与农家孩子同吃同住，更在北京参与环保技术与决策研究。使他们较早开始了解国情。
大学老师反映，少儿班的孩子热诚、懂事、有责任感。其中不少人被选为学生会或团委干部。
疑虑四：“神童”智力强而身体弱，甚至有早夭倾向。
程老师承认，少儿班学生刚进校时，几乎所有体能指标均低于同龄儿童，体育老师开玩笑说：“你把全北京的‘废物篓子’都弄这儿来了。”然而，毕业的时候，这些孩子“改朝换代”，所有体能指标全面超过前苏联和日本，除了力量性项目外，在跑、跳、技巧等方面，还优于比他们大4岁的大学同学平均水平。
秘诀在于，少儿班4年上体育课的时间，比人家8年的体育课还增加了25％，并加了一门“自然体育”，每周都有远足、游泳、跳水、滑冰、骑自行车……大考期间也不间断。其间更重要的收获，是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和抗挫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听着听着，记者又有另一方面的疑问：这些令人神往的教育方式，真的“超常”吗？常态儿童就不能享受？程老师的回答出乎意料地肯定：常态教育当然也能、甚至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对此类做法能否推广表示怀疑：这需要教师有足够的素质。
在谈及有人提出“现在的小学教育基本失败”之时，程老师对15年来少儿班生源发生的变化发了一点感慨：“如果用烧瓷器来打比方：早期招来的孩子像是一团泥，很容易塑造成理想的瓷器；中期招来的，就像是毛坯，而如今招来的则是半成品，成了形了，很难扭过来。有些很聪明的孩子，被刻板的学校教育给教‘僵’了。”
末了，程老师热诚推荐：“你应该和姜校长谈谈，他对超常教育很有些见解。”
姜晓勇：什么是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是智力面前的平等，还是金钱或是“距离”的平等？
来自大庆油田的姜晓勇，40岁出头的年纪，说话有股东北汉子的冲劲与锐气。
在校长岗位多年，他一直琢磨：学生中有的很聪明，却因为得不到适当教育，弄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有的学习十分努力，却总是跟不上，干脆自暴自弃。基础教育是不是应该面对现实，把智力出众的孩子培养成优秀人才，让学习困难的孩子有足够的生存能力？
可是，超常教育是否有悖教育机会平等的理念呢？
姜校长反问：什么叫“教育机会平等”？很多城市初、高中分离，小学升初中实行电脑派位、就近入学，这只不过是住家与学校距离面前的教育机会平等。由此而引发的对教育优质资源的争夺并未淡化，而是从智力、分数的竞争，转化成为关系、金钱的竞争，极易导致教育腐败。
幼年曾为了两块钱学费卖过鸡蛋的姜晓勇特意提到，建平实验学校超常实验班收费并不比普通班高，如果家境贫寒，住宿费、学杂费还可以全免。
我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对超常教育的态度是“不鼓励，不反对”，姜校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西方许多国家，超常教育（或叫“英才教育”）是被列入“特殊教育”认真对待的，有专门的学校、研究机构和师资培训计划。但在中国，一提“特殊教育”，就是弱智、残疾人教育，师范院校没有超常教育专业甚至课程，国家没有专门经费鼓励超常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在中国，搞超常教育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的方案。我考察了北京、辽宁、天津和江苏的超常教育，突出的感觉是缺少方案的运行。没有科学的课程体系，老师全凭个人经验与智慧在摸索。”
所以，姜校长致力于超常教育教材的编制，“得把北京八中老师的宝贵经验挖掘出来”。
建平实验学校实验班沿用了北京八中的超常儿童鉴别方式、启发式教学、重视自然体育等经验。但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一是没有缩短学制，学生在正常的年龄毕业。二是生源只局限于浦东新区，没有像北京八中那样全市范围招生。姜校长承认，这使他的超常班学生的水准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我倒可以藉此探讨一下，超常教育如何向常态教育辐射。”他透露今后可以试行弹性学制，允许“跳级”。
这个学校随处可见的中国旧体诗和格言，见到客人不断鞠躬问好的学生，秩序井然、宛如部队出操般的升旗仪式和课间操，都让人印象极深，可见姜校长对“规范”和“规矩”的重视。
“没错，越是有才，越要有德。”他认为，如果不重视超常教育，不重视对超常儿童的德育教育，任其自流，将来这一人群有可能走向叛逆，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
那么，在不能压缩学时的前提下，就课程而言，他们的超常教育有什么特点呢？
“压缩和扩容”，姜校长简洁地说。毕竟才两个月的实践，姜校长的谨慎是有道理的。
◆根据学校要求，报道中提及的学生均为化名。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出自《少年大学生之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