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必须大幅度降低成本和价格，才能启动需求。就教育来说，就是降低学费。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如果真的“倾家荡产”为子女缴高额学费，就更没有能力消费了。在高学费条件下扩大大学招生，是刺激消费还是限制消费，很难说。只有把学费降低下来，广大城乡居民解除了这项负担（还要解除养老和医疗的负担），才能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消费。

    降低学费，有许多办法：放开政府垄断，鼓励民间办学是第一项；开放一部分“高价学位”，向有钱人收高学费，设立奖学金鼓励家境贫寒的优等生是第二项；政府投资教育基础设施，降低办学成本是第三项。经济学“政府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原理，也适用于教育投资。

    为了启动内需，人们不断建议：“还可以发一点国债”。国债有限，因为要还。宝贵的国债，一定要有非常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行。修高速公路，国产车上不去，回收不了投资，恐怕不行。为了降低教育成本，政府何不使用数百亿国债，采购1亿台电视，送给农民家庭一家一台，使用卫星转播，由最好的教师进行全国范围的函授？大学生每年集中两个月进行答疑考试，大学不用增加投资就可以扩大6倍招生，并可将学费降低80％。淘汰下来的老师，不必下岗或下海，可以下乡辅导学生，当然财政饭可以照吃。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全国数千个县城，平均人口将从1万人扩大到10万人，成为大学专科教育中心。中国的教育，不应该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应同时面向农村。如果不下大力气降低教育成本，我国的教育会变成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化”的东西，而“低素质”的农民素质，也难以提高。

    再回到那个“提高收入还是降低成本价格”的问题。20年来中国在单位购买力和暴富阶层的“需求拉动”下，发展了许多“高成本的供给”，对于少数人已经过剩，对于多数人来说又消受不起。需求断层造成了供给断层。经济学课本上所说的“均衡和自动调整”这种机制在我国还没有。不进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和痛苦的生产结构调整，只靠通货膨胀，是难以将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过来的。通货膨胀的负担，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广大居民身上，居民的实际收入没有提高，生产又在通货膨胀下被刺激得更加过剩。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