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在兴说，我们村有一个村民陈国友，三个孩子，老大已经考上大学了，老二在念重点高中，老三准备考重点高中。大儿子每年的学费需要四五千块钱，好年景夫妻俩种地忙活一年也就挣个3000元，还不够交学费的。去年遭了旱灾，种地还赔了钱。现在，为给老大交学费已经欠了一屁股账，眼看着老二又要考大学。陈国友夫妻在犯愁了，他们希望儿子考上大学为自己争光，又害怕儿子考上大学家里难以维持。
陈国友家里原来日子过得还可以，自从老大考上大学后，家里就一天不如一天。苏在兴说，夏天夫妻俩连个冰棍都舍不得吃。今年春节，家里连肉都没有买。村里听说后，就补助了100元。陈国友说，补助不能买肉，这钱得留着给孩子交学费呢。
在听了这个故事后，不少代表深有同感。他们说，现在不少大学收费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在农村，农民的收入这几年不景气，种粮食的农民甚至还要赔钱，哪有能力交得起。在城市，不少下岗职工连生活都有困难，更谈不上供孩子读大学。高收费无异于筑起了一个高门槛，把困难家庭的子女挡在大学校园的门外。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孩子上大学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事实上，教育高收费、乱收费，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少家庭反映，子女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部分居民中进行的调查显示，对目前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一半以上的居民认为过快，难以负担。将近一半的居民认为，目前各类教育院、校、班更为看重经济创收。将近八成的居民认为，学校是教育场所，不能完全等同于商业机构。
丁乃今代表提出，在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实行义务制，大学教育则实行收费制。但大学阶段的大部分费用不是由学生家长承担，是靠学生勤工俭学收入和各种社会团体基金共同解决。在我国，大学收费相对偏高，而大学生还不能自行解决这些费用，这已经成为不少普通家庭较为沉重的负担。在国家财政能力暂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向学生收取一定费用，但其标准是不能超过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哈尔滨工业大学杨士勤代表说，确实有许多困难家庭孩子考上大学，又被高昂的学费吓怕。现在办大学，国家给的钱根本不够用，学校收一定的费用是需要的。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高收费、乱收费。国家为了解决特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也出台了不少办法，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特困生助学贷款雷声大雨点小，原来还象征性地贷给我们学校一点，去年根本就不贷了。
一位来自北京的人大代表说，岂止是大学，现在连小学义务教育也得交不少钱。在一些大城市，上个重点小学，多的要交几万块钱。工薪阶层哪能承受得起。学校里的收费，有的是国家核定可以收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学校自立名目收的。学校高收费乱收费，应该治一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