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教小说的？通常是按照这样一个流程来处理的：作家介绍、写作背景、情节、人物、环境、主题、艺术特点的分析等等。比如讲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首先介绍一下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作家，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他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然后是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然后是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分析，特别是别里科夫形象的意义，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和走狗，现在我们还看到了他不只是有可憎可鄙的一面，还有可怜可悲的一面，总之，他是一个竭力维护旧制度，仇视新事物，害怕变革的典型，小说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以及它必然灭亡的命运等等；最后还要分析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当然主要是夸张和讽刺手法的运用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行为、心理描写等等。当然这一切不都是教师直接讲出来，现在不是时兴启发式教学、研究性学习什么的吗？教师要激发学生主动发现和探究的积极性，那么在教师的点拨和引导下，学生们“主动”地发现了什么呢？差不多还是前面那些我们教师想要讲给学生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于是，欢呼吧，我们告别了填鸭式教学，我们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终于学会了主动学习，他们的创新能力被激发和培养出来了。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我们只是换了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来灌输和填鸭，这种做法可能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危害更大。如果上面说的那些东西一定要让学生知道的话，我看就直接告诉学生算了，甚至直接印发给学生也未尝不可，干嘛煞费苦心拐弯抹角把它们放进学生嘴里然后诱骗他们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那么，小说究竟应该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把教参上的那些本来可以藏藏掩掩然后再一一道来的“家珍”弃之不顾或干脆一古脑儿倒给学生，那语文教师还有什么正经事儿可做呢？

    什么是小说？我不知道文学理论书上是怎么说的，但我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法?文学是人学。小说是写人的，写人的命运遭际，写人的心理和情感，写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这个人当然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情感、性格和命运，但他们并不是跟今天的我们和今天的生活毫无关系。否则，为什么有人喜欢读小说呢？尽管读小说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他们更愿意看电视剧?这肯定不是什么值得欣慰的事情。

    而我们在讲小说时，好像是在讲着一个与自己与今天毫不相干的人和事。讲19世纪末的俄国，讲20世纪初的中国，讲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丑恶灵魂，讲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讲阿Q的命运，讲祥林嫂的命运，讲翠翠的命运，讲别里科夫的命运。我们或鄙视或同情或叹息或愤怒……于是，我们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的罪恶，从而无比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阅读小说就像是鲁镇上的那些老女人“特意寻来，要听她（祥林嫂）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听完以后，“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但是，小说不是历史或政治读物，也不只是愉悦感官的消费品，而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揭示。通过小说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刚强与孱弱，从而能够追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一切症结的所在，弄明白人类只配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命运，由此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这种感情应该也指向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

    我们在小说教学中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小说里所写的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方，做着特定的事情，有着特定的性格和命运的特定的人，加上了这么多“特定”以后，这个人跟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时代背景”和“人物个性”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我认为任何人的性格和命运都是所有人的性格和命运，只不过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让这种性格和命运凸现出来而已。所以我们在阿Q身上、在别里科夫身上、在路瓦栽夫人身上，在祥林嫂身上应该看到自己！

    我们知道，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技术层面上，而人的灵魂和精神却复杂得多，其发展不但是缓慢的，而且是迂回的。就算我们业已摆脱了封建枷锁和专制暴政，但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枷锁和灵魂专制。现代人在社会管理更为严密的官僚制度中，在以利润驱动的金钱世界中，在消费时潮挟裹的欲望放纵中，在高速发展的科技反驭人身的威胁中，个人或自我是屈从还是反抗几乎以成为哈姆莱特式“生存还是毁灭”这样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比祥林嫂幸运多少，比别里科夫高明多少。人性中的虚浮、懦弱、迷信和懒惰还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根除，我们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经常反思我们的生存状态，不断与堕落作斗争，努力提升我们的灵魂。大江健三郎说：“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小说写到最后应该给人一种光明，让人更信赖人。”是的，我们应当互相信托，互相亲爱，互相同情和扶助，忍耐和宽容。否则，人类就真的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好的小说以对人性的深刻揭示提醒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就是小说的价值，也是小说教学的真正目的所在。

    语文就是生活，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讲的一句话，但奇怪的是，当前语文教学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正是：语文是语文，生活是生活，二者井水不犯河水。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生活就是交流；文学则是生活真实的反映：这就是语文和生活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把语文搞得离生活越来越远？原因恐怕正是我们内心的虚浮和懦弱，还有恐惧，对真实生活的恐惧，对真实的生命和人性的恐惧；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契诃夫的小说《恐惧》中的主人公整天生活在恐惧中，他说：“我体会到生活状况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骗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象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怕人们，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不明白人为了什么缘故要生活下去。”小说教学正是要让大家认识到这种生活的实质，抛弃各种无聊和偏见，自由地真实地和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语文教学应该教人为何生活和如何生活，这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但是，我们的教育却把我们“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其实，我们比别里科夫好不了多少。

    我在教学《装在套子里的人》一课时，让学生联系实际谈谈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现象。学生讲了很多，其中一个同学讲到，我们的班主任就是一个别里科夫式的人物，他对我们总是不放心，这也不许，那也不行，生怕会闹出什么乱子，看到男女同学在一起说说话，就疑心他们早恋，看见我们进网吧就以为我们肯定去浏览黄色网站，他就希望我们整天呆在教室里埋头做题，恩，这就好，这就好……这个学生的话说得十分尖锐，我在心里非常赞同和理解，但嘴里还要替老师辩护几句，看来我又何尝不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