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创业学子投来疑惑的目光，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们的公司是依据一个灵感、一种发明或一种技术而建立的，距离真正的产品还有一个过程，因此不可能一开始就从销售市场上获得资金。商业银行根据企业现状，特别是其可用货币计量的实物资产给予贷款，此外还需要抵押和担保，而大学生公司所拥有的灵感、发明或技术，至少在创业之时是不能用货币加以计量的，他们也没有任何可供抵押和担保的资源，因此不可能一开始就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
梦想中的黄金大道，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中的崎岖小路，甚至穷途末路？
好在地球是圆的。大洋彼岸，美国的科技创业者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高科技企业创业融资的途径，即硅谷之路。
在硅谷，云集着近万家高科技企业，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学子们开办的，它们是沙。围绕着这些公司，又有形形色色的风险投资家在敏锐地捕捉着机会，他们要从这些沙中淘出金子。微软、英特尔、康柏这些世界顶级的公司，就是从硅谷的遍地沙粒中淘出来的金子。
的确，沙里淘金可以恰当地比喻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项目一般都具有高风险、高科技、高成长潜力、高赢利潜力等特征，其成功率可谓相当的低，能够达到30％就该高呼万岁了，然而一旦成功，所获得的回报又将是当初投入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更重要的是，风险投资给了那些埋在沙中的金子以闪光的机会。如英特尔的电脑芯片，最初可能只是科学家头脑中的灵感，对这种灵感，银行不会贷款，股东不会投资，但风险投资家却会与科学家共同完成这个梦想。他们不仅投资让科学家办企业，还要帮助完善企业的管理，促进企业技术的成熟，直到形成生产批量，企业达到相当规模，才以几种特定的途径退出。
这种相互寻找的故事讲到中国来以后，人们发现，由大学生下海创办的这些如雨后春笋般的公司，堪称中国第一批符合“标准”的风险投资对象。然而，当大学生们穿上借来的西服，提着租来的笔记本电脑，走进国内一些所谓的风险投资公司时，他们发现：要做中国的杨致远和费洛，可不那么容易。
目前，国内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风险投资公司，一种是由各级政府设立的风险投资基金，这种出身就说明它们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基金。另一种是从做股票、期货转过来的公司，其经营者往往认为高科技项目是下一个可以炒作的对象。由于处在起步阶段，这两类投资商都比较缺乏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理解，更缺乏在此背景下管理高科技企业的经验，因此很难判断大学生们对自己公司未来的描述。清华大学一位见过几十位投资商的创业学生对记者说：“要找到资金，必须先找到知音，可是，知音比资金更难找到！”
但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目前国内的市场环境在接纳风险投资方面，仍有许多“链接”的工作需要赶紧去做。比如，投资者非常关心退出机制，因为他们投资企业并非为了拥有企业，最后总要以赢利为条件退出。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出现，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了市场条件，也使兼并、回购等其他退出方式得以实施。当然，纳斯达克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它为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激励。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又曾在哈佛大学从事风险投资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曼红认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必须尽快发展起来，为此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资金来源、模式选择、政府作用、法律环境、人才培养等。
按照经典的风险投资故事版本，几个毛头小子如果创业成功变成知识富翁，一般会经历几个似曾相识的阶段：一开始，他们有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每人凑一笔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办个公司，这些最初的投资被称为“种子基金”或“种子股”。当公司有了初步的产品后，他们带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与风险投资家开始“谈恋爱”，一旦后者决定投资，他们就将得到自己的“天使投资”，这可能是公司的第一次放大。由于创业者和投资者拿到的都是期权，这就为今后公司再次放大时埋下了伏笔，即所谓“用期权创造百万富翁”。最后的放大一般是在二板市场上市，其放大倍数对人的想象力来说是个挑战，如微软公司的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
由此看来，目前创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还处于玩“种子基金”的阶段，有的得到了天使的垂顾，有的还在继续寻找。但是，谁敢说在美国发生过的事情在中国就不能发生呢？谁敢说这些带着梦想的“种子”就不能得到长大的机会呢？即使是美国的纳斯达克、香港的二板市场，只要公司做到一定程度，还不是该上就上？
大学生创业，玩的就是心跳，而且是未来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