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表面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供需失衡的现状，而在表象的背后，则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心理：
传统观念的承继与影响。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读书向来备受人们的尊敬。这种传统教育较少关注“真才实学”的培养，而更注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育。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方面，作为与儒家重名轻利的正统文化相对立的市民文化，则讲实惠、重功利。两种对立文化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助合的结果，构成一种对“读书”价值初浅的、但普遍认同的趋向，即读书=升官=发财。受传统观念的承继与影响，当今的“读书”价值则演绎为读书= 上大学= 好工作的现代功利主义模式，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以效率为中心，按生产要素及其贡献率进行收入分配的市场经济，除了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外，还导出了一个社会人群的收人梯度和工资收人梯度，并以此形成一种个人或社会的激励机制，使每一个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工作。职业的金字塔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只有极少部分人位居塔顶，而社会大部分成员则不得不处于塔底。就业竞争与其说是依赖于个人实际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是依赖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公认的明确化的个人资本（如文凭、工作经历）。由此导出了个人就业的门槛。因此，虽然在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奋斗而进入职业余字塔顶，但由于职业竞争的条件限制及竞争激烈，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凭论”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
更何况，在社会转型期，风险与利益的调整，贫困人口、下岗工人、尤其是劳模下岗现象的出现等等，无疑使这种流行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强化。
正因为如此，家庭教育投资步入一种“唯大学是从”的误区，使家庭教育投资风险骤增。表现为：
1、家庭教育投资的盲目性。由于缺乏对社会人才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发展趋势及其相应的个人能力要素需求的变化的准确把握，家庭教育投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当今家庭教育投资缺少个性化，表现为投资行为的盲目趋从，不注重与子女的优势结合与开发，以“大学”为投资的流行导向，步入约定俗成的套路：聘家教、买资料等等，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迎接“高考大战”而花费资金。
2．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由于家庭教育投资目标均被锁定为考取大学，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忽视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可能，忽视对子女能力的全面培养，尤其是子女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等的培养，以“读书成绩”论高低，并相成更加激烈、更加狭窄的竞争，使得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以高考成败论英雄，一旦商考失利，则意味着家庭教育投资的“血本无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家庭教育投资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许多家庭并未对此有足够的认识。相反，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家庭教育投资失败的教训，使得家庭教育投资风险被进一步提升。表现为投资目标更趋狭窄，不仅期望考上大学，而且考入重点大学、名牌大学。投资年龄更趋低龄化。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便开始实施家庭教育投资计划。
虽然，家庭教育投资，在客观上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教兴国，尤其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是极其有利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对家庭教育投资的风险及其后果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从整个社会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人才，更确切地讲是依赖于合理的人才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和专业结构等。社会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熟练工人。任何一方面的人才短缺，都会导致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缺陷，从而妨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才需求要素不断提炼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以及独立能力更需要培养和关注。以“上大学”为单一目标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种培养目标的实现，并有可能形成人才的结构性错位，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
从家庭角度看，以“上大学”为单一目标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有可能使家庭生活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负担，降低了家庭人口的生活质量。有时，家庭成员之间对家庭教育的不同看法与分歧，有可能会给家庭生活带来矛盾，甚至引发家庭悲剧。
从学生角度看，以“上大学”为单一目标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使其从小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包括精神压力，这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他们不断地被迫接受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教育”，过早地丧失了“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甚至形成了对学习、生活的恐惧感。学生个性的发展过早地被“封杀”，而在同一的模式中被浇铸，不仅丧失了个人潜能的展示与开发的机会，并且也丧失了创新能力、适应能力以及独立能力等个性化培养。
因此，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合理引导家庭教育投资，应当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