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期对北京、上海、广州1000名学生家长的一项问卷调查，71％的家长表示，哪怕学费再高，节衣缩食、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那么，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生们怎样看待高学费，怎样树立正确的借钱观、用钱观、挣钱观，在新的条件下磨砺自己、成长成才呢？社会又该怎样不断为大学生的求学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呢？
侯应慧和母亲坐在大学校园新生报到处的路边，看着来来往往兴奋的新生，满面愁容。
见到记者上前询问，侯的母亲哆嗦着站起来：“对不起，我的腿是冬天给人搬砖头时冻坏了！”
侯来自山西孝义市一个只有128人的小村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父亲早逝，母亲拖着打工冻坏的右腿，求遍所有亲朋好友，只凑了不到3000元。侯自己一参加完高考，就趁着村里农网改造的时机干苦力，挣了三四百元。而他所考取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杂费是6070元。
母子俩揣着钱，背着自家烙的大饼，走了20里路，倒了三趟车，从偏僻的小村庄赶到北京。办完缓交学费手续，已经一天没吃东西的母亲舍不得住旅店，就打算在校园里找个僻静处凑合一晚上。
侯的母亲说着说着开始抹眼泪：“孩子这半年咋生活？明年学费可咋办啊？”
同是孝义老乡，赵李明的情况稍微好一些。父亲除了没下跪求人，所有能干的事情都干了。由于镇长答应作他的担保人，他才如愿以偿得到农行的4000元贷款，再加上亲戚朋友的援助，赵一次交齐了所有的钱。可这个学期，他口袋里只剩下400多元的生活费了。
一提到学费，来自江西的刘受志立刻沉默不语。家里的境况本不宽裕，而今年初三毕业的妹妹，为了供他读书，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外地打工。
在北京林业大学，一位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家长交完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和爱人都是教师，加在一起每月挣1500元，一年不吃不喝能攒1．8万元。给孩子上学一年要1．2万，住宅暖气、维修的费用要3000来元，剩不下几个钱，我们双方的老人还都健在。”他叹了口气。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北京好几所高校，发现今年学费的大幅度上涨，使许多家庭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压力。一些大学生带来的学费是家里四处筹措而来，心理上的负疚感较强。今年助学贷款等新形式也吸引了不少学生。一位学生说，申请助学贷款，不仅给自己加点压力，培养独立生活能力，也开始积累自己的信用，为将来在“信用社会”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打下基础。
当然，也有个别家境较好的学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根本没想过钱的问题，觉得父母给钱天经地义，一报完名就在父母的陪伴下逛北京城去了。
一个宿舍里，有的同学为学费唉声叹气，有的条件好的相邀游玩，只有那些靠自己暑期打工筹措了一笔钱的大学生，最关心上大学后有没有边打工边求学的机会四处找高年级的老乡寻找挣钱门路。
9月2日，经几位新入学的同学指点，记者辗转在位于北三环的一所高校找到了一个成立不到半个月的团体。
他们是一群手头并不宽裕的大学生，或来自城市的工薪家庭，或来自贫困的农村，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通过自己打工所得，既解决自己的生活费，又能帮助更困难的同学完成学业。
他们称自己的行动为CARE（关心）工程。
CARE有3条规矩：一是自助，即打工所得的60％归自己；二是助人，即剩余的40％用来帮助贫困的同学；三是互助，即在学习上互相帮助。
对学生们来说，目前能想到的主要赚钱途径就是家教，因为刚刚开始不久他们不愿意透露校名。
在决定工程启动的第二天，自费印制了宣传单的学生们，来到学校附近的居民楼，挨家挨户地自我推销。虽然遇到很多冷眼和挫折，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到9月2日，CARE的惟一进账就是韩瑞的112元人民币。一批有志于自助自立的大学新生，也成为他们的发展对象。
可帮助少数贫困生解决生活上的难题不是CARE成员的最终目的，“大家都是学生。凭什么我们可以打工赚钱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他们自己就不能帮助自己呢？我们希望能够感化周围的人尽可能树立自救观念，他们再去影响周围的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杨勇解释。
“那你们准备怎样把钱交给贫困生呢？直接给吗？他们也有自尊呀！”记者问。
杨勇拍了拍脑子：“呀，没想过这一点呢！”
韩和他的20多个伙伴们还在努力，梦想着在每一所大学发展一群CARE成员。他们希望每一名大学求学者不怨天尤人，靠自己的双手和努力，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