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注重教育消费利国利民，这既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有利于教育投资者和被投资者。然而，教育高消费令人忧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较低，教育高消费必然造成居民消费预期，早早就为子女积蓄教育花费所需。教育高消费使一大批学生读不起书，不能享受更高的教育，形成上大学不难，难的是没有钱读书，教育高消费能够制约居民的现实消费热情。
今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不少高校提高收费标准，平均上涨幅度在1000元左右。以北京市为例，今年，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学年的学费介于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至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而艺术类院校收费则更高，北京电影学院两年制高职走读的表演、广告专业学费最高，达到2．5万元。扩大高校招生，政府的本意是启动内需、刺激消费，让家庭将多年积蓄用于子女上学的开支花费上来，但这项措施同时也会强化居民为“子女上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因为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考上大学并不难，这无疑鼓励居民为子女上大学而储蓄。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水平不高的家庭来说，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只能节衣缩食，削减其它方面的开支。因此，教育高消费在刺激教育消费的同时，也抑制了其它方面的消费，同时也使人们对教育消费的预期加重，这大大降低了其对经济的启动作用。
和国外高等教育的收费相比，我国高校的收费标准并不高，然而，我国的人均收入较低，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也显不足，教育仍占家庭最大的支出花费。从学龄前教育到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居民都承担了相当的一部分费用，加上为孩子借读、补课、择校甚至出国留学，使很多家庭从孩子生下来开始就为其积攒教育费用。在国外，大学生一般靠打零工就可以维持完成学业，而在我国这是不现实的。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的比重（7％），教育消费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教育高消费形成的原因：一是国家启动教育消费，部分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受“教育产业化”观念的误导和影响，出现了收费“双轨制”，个别高校还存在超成本、高收费、乱收费的现象。二是政府投资不到位。由于一些地区财力不足，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或不到位，使一些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了，还有的中小学校园建设靠学生集资，教师的福利待遇也靠向学生收费来解决等。三是家长望子成龙，不惜在教育上投资，为教育高消费推波助澜。一些家长片面地认为，只要多花钱，孩子就能学业有成，为孩子补课、补身体等。在家长的影响下，孩子也产生了盲目的攀比心理，以高消费显阔。四是教育消费“商机”被过分挖掘，处处为教育高消费创造条件，比如一些高校住宿宾馆化，把高考变成一种“高考经济”等，促进了教育高消费的滋长。
教育高消费有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全社会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此，教育不能高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