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那些公立改制的“国有民办”学校，给教育秩序带来的冲击不小，对这些原本是公立的学校，一翻牌就开始收取高额赞助费和学费，老百姓意见很大。
□在义务教育领域，应当明确实行“学校均衡化”的方针，明确义务教育的办学标准，加大政府管理行为的力度。
□按学区免试就近入学和通过考试成绩入学，各有利弊，不管采取那种方式，都应做到：执行政策、法规的严肃性，保证教育的公正、公平性。
眼下，虽然刚值5月，距离炎热的夏季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全国众多城市中存在的“火爆”的中小学生“择校”现象，又一次让人着实地感到，炎热的“夏季”提早到来了。家长为给孩子选择一所心目中的理想学校尽显“英雄本色”，而那些家长心目中的“理想学校”的校长们则是使尽浑身解数来摆脱来自各方面的“夹击”。家长们抱怨：孩子上个学这么难，交钱不说，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校长们苦言：我们就能招收300名学生，你1000多名学生想进来，我怎么能容下，要谁是，不要谁是？“择校生”问题困扰着人们，我们需要对这一教育热点问题做冷静的分析。
近些年来，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现象，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曾三令五申，制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生”现象，但时至今日，这种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却愈演愈烈。原因何在？
从1993年国家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开始，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生”问题便逐渐形成为一种“气候”，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三令五申，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校，不允许学校收取赞助费，并且要求把捐资助学同入学脱钩。但事实上，“择校生”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烈”在何处？如果说最初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赞助费还有些遮遮掩掩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赞助费已丝毫没有掩饰的成分，那些老牌“名校”都提早搞起招生攻势；如果前几年在一些大城市，学校要收你3万元择校费，你会咂咂舌觉得收费太高的话，那么今天你要交3万元让孩子进了你选择的“理想学校”的话，恐怕你是受到了关照，因为3万元已成了赞助费的下限，而上限呢，6万，8万，10万……择校费一路上扬，而家长们的择校热情也丝毫不减。
对教育中的这种异常现象，多年在基础薄弱校从事管理工作的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认为，认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现象，首先必须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脱离这个大背景，思考和解决“择校生”问题，难免要陷入“纯理想主义”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教育经费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各地区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都曾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建设和发展了一部分学校，使这些学校成为“重点校”，客观上造成这些“重点校”与其他普通学校在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师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加之以前择优选拔、层层淘汰的考试制度，这些学校的生源又高出其他学校一截，由此形成校际之间发展的很不平衡。当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以后，对子女接受优良的教育就有了强烈的需求，这就产生了社会需求与优质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刘京海校长坦言，虽然闸北八中通过实施成功教育，提高了教育质量，有了优良的社会声誉，但学校毕竟是从“薄弱”的底子上发展起来的，办学条件跟那些曾为“重点校”的学校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现在还是有家长不满意我们的办学条件，把孩子调出。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杨东平研究员进一步分析道，造成目前我国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存在极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人为地造成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也就是家长信不过的学校。这是产生“择校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生”问题，是产生在我国实行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就近入学政策后。国家实行这项升学政策的初衷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打破学校和学生的身份界限，优化教育资源(如生源)配置，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实施素质教育，同时，要求各地要大力加强基础薄弱校建设。但是，各地在执行这一政策时，都打了很大的折扣，给“重点学校”一些优惠政策，如三好生、特长生保送制度，允许计划外招收一部分学生等。有着切身体会的校长们说，实际上，这项升学制度到地方执行起来，就成了一项很不彻底的改革，并很快就遭到了反弹，而这种反弹力首先是来自领导们，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在学校招生过程中，领导们的“耳提面命”和“条子”逐渐多起来。普通老百姓睁眼一看，原来等待“大拨轰”的就是他们，于是他们也坐不住了。校长们觉得，既然“条子生”、“关系生”能上我学校，“票子生”为什么我不能要。就这样，校际之间的原本差距，加之各地执行政策上的不彻底性，产生“择校生”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教育专家邵宗杰同时认为，近年来，各地把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公立学校改制翻牌为具有民办性质的“国有民办”学校，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这对“择校”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校长们都看到了这种改制学校有“利”可图，所以好一些的学校的校长纷纷要求学校转制，获准了的高兴，未获准的有怨言。结果造成你转制学校可以收取高额学费，我为什么不可以收取择校费的攀比现象。这反映出政府在管理和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有人认为，对“择校生”现象大可不必指责，因为“择校生”现象促进了学校间的竞争，带来了效率，吸引了家长把钱拿出来支持教育，弥补了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也满足了家长的“择校”愿望。那么，它的危害呢？
对“择校生”现象的利弊一直是众说纷纭，北京教科院副院长文喆教授认为，“择校”虽然使少数学校在师资、办学条件以及教师福利待遇等方面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总体上是给教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失大于得。表面上看，好像是促进了学校间的竞争，其实质上，是加剧了校际间差距的扩大。要说“竞争”，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竞争；要说“效率”，这是不公平的效率，是损害大多数学校、学生的效率，我们能肯定这样的“竞争”和“效率”吗？当然，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加大了对基础薄弱校的投入，采取了一定措施加强基础薄弱校建设，但远赶不上“择校”热带给少数学校的利益大，我们往往只看到了显性的利益，那么，还有隐性的利益呢。最后，导致学校间在投入、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至于说“择校”吸引了家长把钱拿出来支持教育，教育专家邵宗杰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与硬从家长腰包里把钱掏出来没什么两样，“择校”高收费严重地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这些年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腰包里也有了些钱，但我们应该看到，大多数人是省吃俭用节省下的，以备全家人吃、穿、住、行及医疗所需，现在，为孩子上个学就都掏进去了。办教育尤其是政府办的公立学校不能老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也不能老盯在家长的腰包上，更不能用“愿打愿挨”的论调做托词。更进一步地讲，“择校生”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要听任“择校生”现象发展下去，就只能是有钱、有权人的孩子受优质教育，而无钱、无权人的孩子呢？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有悖于义务教育平等性、公正性原则的。刘京海校长说，对学生不公平，对教师也是不公平的，在基础薄弱校工作的教师工作条件差，工作很辛苦，但待遇远赶不上少数有“择生”条件的学校教师的待遇。
“‘择校生’问题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说。他进一步分析到，任何一项政策、一项法规是靠严格执行来贯彻的，来发挥它的效力的。“择校生”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就使得国家制定的“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受到严重冲击。他举了在日本考察时感受到的例子。日本是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入学的国家，就是校长的孩子不在本学区也不能进自己负责的学校。如果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到条件更好的学校读书，那么他可以报考私立学校。他曾在一所学校看到只有一个学生的班级。原来他们的班额规定是40人，正好多了一个学生，学校就单开了一间教室。叶翠微校长讲，这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可理解，但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权威性，学校执行政策的严肃性。
刘京海校长说，我们在关注“择校生”现象的同时，要关注学校收取的赞助费或择校费，现在有许多择校费收的不规范，用的不合理，又缺乏有效的监督，隐藏着严重的问题隐患。同时，“择校生”现象的盛行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选择升学率高者而上，学校面对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在提高升学率上挖空心思，在比升学率上暗暗较劲。还有，“择校生”现象的存在，让学生从小体会到了现实中金钱、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常常会使学校教育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种教育中的“反教育”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在采访中，专家、校长们都反映到，各地那些公立改制的“国有民办”学校，给教育秩序带来的冲击不小，对这些原本是公立的学校，一翻牌就开始收取高额赞助费和学费，老百姓意见很大。这些学校既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又要收取高额赞助费和学费；既拿着“公立”性质那一头的好处，又享受着“民办”性质那一头的政策。他们成了学校系统中一个“特权”阶层。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何晓文说，公立学校改制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学校是政府办的，是国有资产，这和私营企业、个人办的私立学校不一样，你一翻牌，你初、高中一脱离，就变成了收费的初中，老百姓当然会有意见。
我们分析了“择校生”问题存在的原因，剖析了它的危害，那么，对“择校生”现象这一<众人关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教育专家吕型伟、邵宗杰强烈呼吁，现在盛行的“择校生”现象应该立即停止下来，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向家长收取择校费、赞助费(包括变相收费)的做法，决不能把应该是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家长头上，办好义务教育就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无可置疑。
杨东平研究员指出，当前，我国在义务教育领域，应当明确实行“学校均衡化”的方针，尽可能地减少至少是不再人为地扩大公立学校之间不应有的巨大差距，以利于实施义务教育和扩大教育公平。文喆教授强调，各级、各地方政府必须加大治理“择校生”问题的力度，必须加大政府管理行为的力度。在义务教育阶段，要遏制追求虚高的办学条件，制止追求“奢华”的不良风气。国家、省、市政府都应该明确义务教育的办学标准，这种标准的本身，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保证公民享受到良好教育所需的基本条件。过高，没有必要；不达标，是不合格的学校。同时，要把办好示范学校的想法，办好少数模范学校的想法，转化为办好每一所学校。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义务教育方面，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的原则。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建议，对学校建设标准应给出法律的规定，约束政府合理分配教育投资，搭起一个基础的教育平台，让学校、老师和学生在“合格的学校”这个起点上流动、竞争。办学的硬件和软件都要有基本的标准，政府要负担起责任，使所有的学校都能够达标。同时，硬件上也应该有一个上限，限制过量的建设投资。
文喆还指出，借鉴很多发达国家经验，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应经常轮换，城乡间要轮换，各种不同学校间要轮换，以让老百姓始终明白，政府是在不断地调试使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
何晓文校长建议，可以通过联办、合并等形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校际差距，提升相对薄弱学校的水平。但这样做必须把握一个原则，不能就此改制、翻牌，把公立学校变成具有民办性质的学校，向家长收费。她举了上海市长宁区东延安中学的例子。这是一所质量很不错的公立学校，它也一度改制为具有民办性质的学校，向家长收费，结果家长们很有意见，政府了解情况后，把它重新改为公立学校，保证质量，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何晓文校长说，这才真正体现了政府的责任。
在优质教育资源比较有限的前提下，按什么标准入学一直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教育专家吕型伟认为，选择教育、选择学校是学生的权利，靠钱、靠权违背公平，只有通过考试选择才算公平。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博士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当学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或学区优质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学区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需求时，用什么方法决定入学者，电脑派位不可取，因为它根本限制不了拥有权力或金钱的人，而且也给孩子们上了教育的第一课：你主宰不了自己。所以，在坚持就近入学的前提下，根据成绩入学，就显得相对公平并具有激励性质。
当然，专家、校长们也都承认，按学区免试就近入学和通过考试按成绩入学，各有利弊，不管采取那种方式，都应做到这样几点：树立起政府的权威性，执行政策、法规的严肃性，保证教育的公正、公平性。他们进一步分析道，今后的学校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的公立学校，完全实行学区就近入学，这些学校的差别应尽可能缩小；另一类是各种社会力量办的私立学校，允许通过较高的教育收费和教育质量，满足一部分人群的择校需要。而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应当尽可能百花齐放，办出特色，形成个性与品牌，使学生家长或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智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等，选择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