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届的全国书市,是全国范围的出版大检阅,也是一年来出版态势的集中展示。今年在昆明举办的第12届全国书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届教育书市。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师用书,无论在规模、品种、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往届。在昆明主会场二楼大厅,主办单位推出了“全国教育社教材、助学读物精品展”,这个展览集中展示了26家教育出版社的300多种、3000多册精品图书,这是以往书市从未有过的。
在出版领域,最活跃动荡的当属教育出版。“素质教育”、“减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国家的这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成为教育界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时,就不再是一句句口号,而成为一根根魔杖,点化着教育出版格局的分离、整合和重组,影响着出版品种的淘汰增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400多家出版社出教育图书。出版规模的扩大,格局的改变,新的力量进入,导致了教育出版界的新一轮洗牌。在群雄逐鹿中,教师用书是各家出版社必争之地,激烈的竞争中,一大批叫得响的品牌系列相继出现,引领着教育出版的走向,但也出现了比以往更盛的短期行为和浮躁之风。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的情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谁站住了脚跟,谁成为领头羊,谁被淘汰出局,等尘埃落定时自然见分晓。指陈教师用书出版中的利弊得失,无论对出版社的发展,还是对当前的教育改革,都不无益处。
教材教辅、业务进修书——急功近利 缺少出版的调查研究
浮躁、急功近利遮蔽了理性的思索,在策划选题时变得肤浅、短视。一些出版社为了赢得订数,获得码洋,拙劣地迎合现实,一说提倡素质教育,他的所有出版物都打起“素质教育”的招牌,甚至重印的一些练习册、考试技巧的书封面上也冠以“创新”“实践”或“思维发散”“研究性学习”等字样;一听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套套教材教辅、教学参考、教师手册就推出来了。玩弄新名词、新概念谁也没有他快。“素质教育是个筐,什么书都往里装。”
急功近利的另一表现是制造品牌。用策划畅销书的做法,策划选题,组织编写、印刷出版非常快,封面封底做得刺激醒目,不惜财力、人力大造宣传攻势,搞得轰轰烈烈,往往一阵热闹过后,大量图书压在库里卖不出去。这样速造出来的品牌是假品牌,经不住实践考验。成熟的购书者在做决断时是非常理性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货比三家,反复斟酌后才下决心。
一些优秀出版社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品牌图书是由长期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专家、经验丰富的教育出版家、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师策划和编写的,是他们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心得,能够解决当前教育科研和教学中的问题,满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如浙江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系列》、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引进系列》、南方出版社的《中小学各科课堂教学设计》、东北师大出版社的《新捷径》、吉林教育出版社的《卓越英语》和《阅读先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新世纪教师必读书系》、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分层递进学习法》等,是公认的品牌图书,在图书市场上非常抢手。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办公室审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等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理所当然地受到教育界青睐,其在各个实验区的实验情况也受到热切的关注。由北师大出版社牵头,同教育科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以北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为依托,统一编写思路,将各社教材整合为一个整体,互相带动,集中优势。很显然,这些出版社在教材出版界中成了领头羊。
教师对教育教学用书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即使对同一位教师而言,他对各种教育图书需求的迫切程度也是不同的,从需求的强度可以依次分为四类:一是教学用书,直接有助于当前的教育教学工作,这类书有教辅教参、课堂教学案例、学习指导手册、班主任工作、道德品质培养等;二是教育教学技能图书,如教学艺术研究、教学论、教学法、教师修养等;三是知识更新、提高自身文化业务素质、继续教育类,如文、理科文化知识素养、科技信息等能够保证继续从事教师职业所需要的图书;四是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育科研类图书,这类图书对有长期实践工作经验、在教育教学上有一定造诣的老师很重要,是由教书型向学者专家型转化不可缺少的阶梯。
不同的教师对四个层次的图书有不同的需求,实际上对整个教师群体来说,四类图书是同等重要的,对教师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一类图书鱼龙混杂,需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沙里淘金,第二类中真正符合教师需求的又很少,第三类大都是一些综合的、面对各职业群体读者的文化知识读物,而第四类教育理论教育研究类,对于专门搞教育研究的还可以,但是很少适合一线教师阅读,教育界、出版界有识之士呼吁,出版者要头脑冷静,认真研究教育发展状,研究一线教师的阅读需求,根据本社资源优势,策划出针对性强、特色突出的品牌图书,搞好市场定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教育科学、教育理论书——曲高和寡 不适合一线教师阅读
许多出版社与教育理论专家通力合作,推出了一批较高水准的专著。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当代大教育丛书》,前者从教育科学分类学的观点出发,系统地从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角度,反映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勾勒教育科学的概貌,后者则对有关大教育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赋予了新的内涵,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教育理论体系。这两套书的主编和作者都是国内该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吉林教育出版社的《世界教育大系》是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由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和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梁忠义先生主编,包含“国别教育系列”和“类别教育系列”两大系列,约请国内一流教育专家执笔,历时六年完成。
虽然这一批教育理论图书无论在编写还是出版方面都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从总体看,这类书占的比例不是很大,倒是翻译引进的国外教育理论图书撑起了半壁江山。这些书大多数是一种流派或思潮的开山之作,经过时间的考验,在全世界被广泛引用的世界名著,如教育科学出版社的《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当代教育理论译丛》、南京师大出版社的《国外小学教育考察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的《现代教育理论书系》等。这些书的引进,打开了一扇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看到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教育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了解世界教育研究的最新发展,在开阔视野的同时,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参照坐标。
教育理论来自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当它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形成了严密的体系,甚至发展为一个流派、一种思潮时,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观,是教育科学理论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另一方面,教育科学要指导当前的教育实践,给一线教师以理论武器和实践帮助,但是当前教育理论图书、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教育理论图书离教育实践很远,甚至成为远离学校、教师和课堂的一门学问。这些书对一线教师深、难、繁,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看不懂,庞大的体系,巨大的篇幅使他们没有时间系统地钻研,更重要的是没有解决他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可操作性,不能尽快地应用于指导教学实践。
教育理论图书的出版要向实践倾斜,多出一些小篇幅(哪怕是缩写本)、通俗一点儿,一般教师看得懂、有时间看并有助于教育教学、提高自身理论素养的图书,改变当前教育理论图书出版中曲高和寡、不适合一线教师阅读的现状,使理论更有效地为教育教学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