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法布尔。

　　昆虫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比如“昆虫学”，在大学讲坛、国家科学院历来有着一套严格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表格、曲线，一串串艰深的术语、法则、概念。法布尔的研究方法则截然不同，他是靠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在野外环境中，对自然生存状态下的昆虫们进行细心反复的观察、比较、想象、思考，从而写出了一篇篇鲜活、生动的考察报告。法布尔《昆虫记》中研究的是“生命的活态”、“生命的过程”、“生命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密切交往”，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在中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经出版过多种法布尔《昆虫记》的节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鲁迅曾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希望“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周作人则对《昆虫记》更推崇一些，他说，读这本讲昆虫生活的书，“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还引用戏剧家罗斯丹的话赞扬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90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书市上几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都大受欢迎。这次，由罗琳女士策划、海南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法布尔观察手记》全本，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规模最严整、内容最丰富、体例最系统的法布尔著作的中译本，代表了《昆虫记》目前在中国传播流行的最高水平。在这套书中，法布尔的学术立场、研究个性表现得更为集中。

　　法布尔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面对两个方面的强大势力作战，一是传统中蒙昧的俗见与陋闻，二是所谓“科学”的僵硬与专制。对于俗见陋闻来说，法布尔的“科学观察”与“系统研究”无疑是照亮幽晦的一片光明。达尔文赞誉他为“罕见的观察家”，他是当之无愧的。法布尔生前时时受到“学院派科学权威”们的斥责，他的这些著述被认为缺乏科学的严谨与庄重。对此，法布尔曾站在“虫子们”的立场和“普通人”的立场上毫不妥协地反击，并激昂慷慨地阐明自己的治学宗旨：“你们是剖开虫们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剁的车间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法布尔强烈呼吁，教育，要尊重人的首创精神；科学，要放下架子学会亲近人。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民间立场”与“人文情怀”。《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

　　就中国而言，本世纪内两次出现的“法布尔热”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首先，时代舞台的幕布色彩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法布尔热”的背景是“五四”运动，主流思潮是“启蒙”，是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崇尚，法布尔的《昆虫记》主要是作为一种优秀的“科普读物”向人们推广的，人们更看重它所介绍的关于昆虫的知识。本世纪末，“生态危机”险象环生，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便成了全世界日益高涨的呼声。在惨重的教训面前人们开始领悟到，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对照当下蓬勃开展的生态运动，法布尔称得上是一位“先知”。在这样的情势下，《昆虫记》的生态学意义自然就更加突显出来。

　　其次，读者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读《昆虫记》的只是那时所谓的“知识阶层”，即学者、大学生。如今《昆虫记》的读者已扩展到广大民众，阅读的动机也更加丰富多样。有人为了满足好奇心，从中窥测昆虫世界的奥秘；有人留连书中曲折的故事、优美的文笔，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有人叹服书中明晰的哲理、诚挚的道义，从中感悟天地造化的启迪；有人则景仰作者的人生，崇拜作者的人格，希望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