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备战之时,结集出版了自己几年来主要作品《愤青时代》的“偏才考生”胡坚却宣布,要凭借这本书走进北京大学的门。对此,北大招生办明确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胡坚不在“保送生”和“特长生”之列,无法被北大破格录取。
    据报道,来自武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胡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平时的考试总分才300多分,而北大去年在湖北的最低录取分数也超过了600分,以他这样的成绩不可能进入北大。日前,在北京举办的有关《愤青时代》的研讨会上,有人以“充满智慧的写作、厚重的文化底蕴、特立独行的个性、老辣幽默的文字、一扫少年作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作为评语。与此同时,胡坚能不能上北大也成了会议的焦点。一方认为,应给这样的“天才”以机会;另一方则认为,绕开高考,以出书方式上北大,就是绕开“游戏规则”,是不诚信的表现。
     评说链接:中华读书报:当平等妨害公正的时候
    近年以来,关于中国教育体制问题的讨论似乎成为显学,作悲天悯人状地去批评中国教育体制、批评高考成为明星学者们的时尚。从孔庆东等人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到钱理群等人的《杞人忧师》,总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中国教育体制。胡坚的这件事对孔庆东先生来说就像是一支兴奋剂,他愤愤不平地道:“才子和高分越来越成为两拨儿人。但是我们的招生自主权很有限,北大中文系不能招到自己想要的人。”我想能够说出这样没有逻辑的话来的人,高考时分数一定不会很高。须知一个人有才华与一个人天生聪明、天生漂亮、天生有钱毫无本质分别,真正的素质必须经过后天的努力才可能达到。一个人只要是才子就能够上北大,那么北大中文系作为中文学术重镇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是对那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通过高考的学生最大的不公!
    而且孔庆东先生显然不知道什么是大学的真谛,对于大学尤其是大学中的人文科系要培养什么人材他显得懵懂无知。大学之所以对于一个社会必不可少,是因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学问家、思想家,决不是会写几部小说、会作几篇散文的所谓作家。2000年大江健三郎访问北京,我的好友张英对他进行了单独采访,大江对张英表示,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华文化传统很严格地区分“道”和“器”两个不同的范畴,作为日本人的大江显然深受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他把知识分子的品质看作是“道”,而写作只不过是“器”而已。今日的胡坚至多也不过是在“器”的层面上略有小成,哪里能够看得出来他有什么近于“道”的禀赋呢?
     杂文报:陋哉,门第论!
    胡坚同学的一个普通愿望,为什么竟会叫徐先生如此言语失态?从下面这段文字或不难察其一点心迹。他说:“大学要培养的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学问家、思想家,决不会是写几部小说、会作几篇散文的所谓的作家”。这段话不特是对写作、对作家的极度轻蔑与贬斥,实际要搞的是知识封闭和打造一个知识门第论。在徐先生看,所谓的“知识分子”,是绝对只能由大学(徐意实为名牌大学)包办生产的,否则就是作家,也根本算不得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关于知识的价值比较论,在此小文不能说清,故我不想多辩,我要指出的是,徐先生的价值论实在很不新颖,不过是昔日“状元及第”、“金榜题名”的一个翻版,其与知识价值早已是同床异梦、分道扬镳了。遗憾的是如徐先生这样一位当世名校学子,意情缱绻犹在百年之前的一纸黄卷荣耀,实属费解。
    为了给门第论寻求一个背景支持,徐先生借大江健三郎之口,把所谓的“知识分子品质”比做“道”,把写作比做“器”。这他又弄反了。孔子说:“君子不器”。“器”是指学养狭隘,技艺单一的学习方法。古人讲“三立”,其之“一立”,就是著述,是被视为“君子”(含知识分子)最庄严之使命的。徐先生怎么能够矫情立异,把著述也当“器”而加否定呢?大江是写作之人,作一点矫情式的谦虚,可以理解,而徐先生照搬过来用以训人,不是盲从,就是存心愚人了。
     中国青年报:拿什么上北大
    北大的办学宗旨之一是兼容并包。但并不是说三百六十行中的佼佼者都可凭一技之长入学。如果出了本小说集就应该上北大,那么搞了重大发明的、唱歌走红的、走钢丝打破世界纪录的……是不是都应该向北大申请入学?严肃的学术氛围被一项项精湛的技术成果所代替,那样的话,北大岂不变成明星荟萃的大杂院了吗?当然,胡坚同学坚持上北大,还有另外两点理由,一是“解放前读书也不是联考一条路,也有别的路”;二是“如果北大特招我,不仅是对我的承认,更是对多元化的一种承认”。其实,高校招生的联考制度,是给所有考生的一个最公平的求学机会,面对的是大众,而不是特殊群体。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因为出现了特例,就马上修改制度。多元化的问题,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问题,它牵扯历史的、现实的、体制的、学科的诸方面因素。对北大 而言,不招收胡坚,不能说其不承认多元化;招收了胡坚,也不能说就承认了多元化。毕竟,一个胡坚改变不了北大的多元化问题。那种把个人作用看得比制度还重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北大是国内一流学府。相应地,进入北大就读的学子无论从学业还是心态上,都应有一流的水平。那些只看重北大这块响亮招牌的人,也许暂时在某方面有过人之处,但从长远看,不一定能够全面发展,深刻领会北大精神。为了上北大而上北大,看似执著追求,或许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人。
     中华读书报:好处不能都得
    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但不能免试进入北大中文系的高三学生胡坚说:“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国的教育制度给我一条出路!”这话言重了。文学青年的“明天”和“出路”并不取决于能否进入北大中文系,何况像胡坚这样才华横溢已经很有成绩的年青人。我看这不是“北大的悲哀”(中华读书报5月29日),实在是胡坚们的悲哀!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胡坚长篇小说之“得”,除了才华之外,显然就是距北大录取线多达200多分之“失”换来的。而有些进了或将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也像胡坚那样“学习成绩平平”,在中学阶段放弃学习许多知识的机会,那么他们说不定也会在高三时写出出色的长篇小说来。
    胡坚如果免试进了北大中文系,除了多一个漂亮的光环外,未必真有好处。要想学好北大中文系的课程,不下大功夫绝对不行,要下大功夫就没有多少时间写作。那时如果胡坚提出自己要免修这免修那去写作,恐怕就不大会有现在这么多人同情和支持了,北大中文系学生中能人多着呢。结果很可能既丢了熊掌,连鱼也逮不着大的,“明天”“出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