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教育是振兴国家的根本途径，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要勒紧裤带把教育事业办起来。当时日本好多部都关了，可教育部却加强了。教育振兴，为日本其后跻身世界经济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五十年代，美国作出决定，把教育经费增加到财政预算的14％，同时开始普及大学教育，一大批包含电子、航天、原子能、计算机等新学科的理科大学应运而生。可以说，正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一次大发展，为它今天抢占知识经济的潮头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五十年发展，取得了令世界嘱目的成就，“两弹一星”的发射，钢、粮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等，无不透射着教育与科技的功勋。同时，我们也看到，“十年动乱”，学校停办，贬斥知识和人才，使我国拉大了与世界发展的差距，二十年追赶尚不能弥补。真是“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这一真理，还将为未来的历史所证明。
知识经济的潮声由远而近，各国教育备战，励行革新，居安者尚且思危，而面对挑战，我国的形势是严峻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善在《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并指出它的范畴和分类模型等。目光敏锐的评论家很快就意识到：“知识产业这个概念所具有的能量，足以将传统的经济学炸飞到九霄云外。”
随之，布热津斯基的“电子技术时代”、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信息经济”、福莱斯特的“高技术经济”等描绘和预测接踵而至，让人们逐渐清晰地明白了世界正在发生一种崭新的变化，即“人类正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将这种经济定义为“知识经济”。1996年，经合组织明确其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现今，知识经济的特征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凸现，面对机遇和挑战，制胜的关键在于所拥有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很明显，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竞争，已将教育推到了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地位。
知识经济的威力迫使世界各国认真分析国情，积极采取对策。南非最近几年都将教育预算列于各项预算的首位，在今年向议会提交的预算报告中，教育经费已占到了28％，达90亿美元；马来西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聪明学校计划”，在所有的学校配置电脑，每个学生都要上英特网；就连经济发达的德国也不敢掉以轻心，前不久总理施罗德说：德国政府将投资1亿美元为学校增置电脑。
曾以自己在教育上的成就而自豪的一些经济较发达的亚洲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已开始在新的层次上反思自己的教育过去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忽视了学生最难能可贵的创造精神。韩国决定在2000年取消日前实行的严格的大学入学考试。新加坡教育部门准备引进美国的考试制度，重在分析而不是死记硬背。教育部长说：我们的口号是“教学生如何去思考，而不是该思考什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审视我国的教育，差距是明显的。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997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9％，即使2000年达到5％，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我国中学生入学率90年中期为56％，低于世界120个国家61％的平均水平；我国大学生入学率近年为4％，大大低于目前世界低中等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我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约为3％，美国为46．5％，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8．8％。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对我国每年高考招生的生动描绘，是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真实写照。淘汰率极高的应试教育的威慑力，不仅使中国的孩子从小失去了许多成长的欢乐，而且更重要的是扼杀了一个民族理应更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这更是难以用数字来表达的。
面对以人才和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为依托的新时代的挑战，我们的形势是严峻的。
中国教育要大发展，有赖于国家民族对教育的紧迫感、全民教育意识的升华。“教育振兴，全民有责”。
江泽民今年六月在全教会上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哪一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
邓小平曾经谈到，要真正确立教育的优先战略地位，关键在领导。他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为什么许多领导不能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识的偏差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教育开支视为福利性开支，把教育投入视为非生产性投入，这是对教育投入性质的极大误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者。而在现代社会，合格的劳动者只有经过现代的教育才能再生产出来。由此可见，教育投入已绝不是什么非生产性投入，而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性投资，并且是比固定资产投资更为首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长时间来，一些领导机关和干部，一说发展生产力就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造成惨重的损失；而一说办教育则推诿拖延，舍不得花钱。这与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不无关系。这种影响不消除，则无法使广大领导干部自觉积极地去实施教育优先、科教兴国的战略。
古人有云：“敬教劝学，建国之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可见，兴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大事，是为政的首要任务，重视和关心教育者得民心。把钱花在兴办教育上，就是把水浇在了民族兴旺的根上。
我们的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因此每一个人都与教育有关，每一个人都应当重视教育。现在在城市中是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但并不一定重视自身教育；而在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还存在着把送子女上学当做派“学差”，宁交罚款也不送子女上学的现象。法轮功邪教的猖獗和封建迷信的盛行等，都说明了教育的一种缺失和必要。在现代社会，应当让更多的人懂得投资教育，享受教育，享受学习，让教育意识深入人心。
穷国办大教育，靠什么？
只有靠解放思想，加快改革，调整和放宽政策。
我国的现行教育，如今依然是体现着高度集权、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模式，大大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成了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国的教育改革，应吸取其它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首先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教育成为充满活力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
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应放权和转变职能，从过去的直接干预，管得过多过细过死，转向负责研究制定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加强指导、监督和服务。
政校分开，使非义务教育学校，首先是高等院校，成为依法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引进股份制等体制，促进机制的创新，使学校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教育市场在国家统一的政策法规下，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允许投资的合理赢利，调动国内外各方面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促进资源向教育流动。
建立教育发展投资基金，以国家新增投入的一部分为启动资金，投资于国内高校的高科技产业等，既扶持了科技产业的发展，又为教育发展增强了输血功能。同时还可以采取多种金融手段为教育筹措资金。
知识经济的来临和扩大内需的紧迫，成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振兴的契机，但是我们更要说：
振兴教育，民族千年受益；振兴教育，国家万世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