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文革还没开始，我们到东海之滨的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住在那里的一个小学中。学校里有一架简陋破旧的风琴，一个手摇的带收音的唱机，还有电灯。虽白天的劳动十分辛苦，但晚上我们忍耐不了寂寞，于是灯光下，琴声、歌声、广播声、笑声飞向黑黑的田野，这样一来教室的四周围来了许多姑娘小伙大人孩子，热闹了许多。除了孩子，别的人都较拘谨，静静地看着，听着，偶而打个招呼或插一句话，我们的到来如石子激起小池的涟漪。看着那些饱尝风霜的脸，我深深感到，他们有一种情绪流露在脸上，那就是无奈的羡慕！后来的事，更证明了这一点。有一天，我因事去那里的小镇，走在街上，听到背后有人在谈论我：“他的琴弹得真好，……”“他就是新来的老师……”我回过头去时，他们拐进了转角，我继续往前走，后面的声音又有了，并且尾随了好一段路。我还没有毕业，还不是真正的老师，但我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哪是为什么？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和他们不同，我是吃国家粮的，拿豆腐票，我比他们优越。
许多年后，我回到了一个工作多年的村庄，村里的老人还记得我，我教过的学生也多记得我，他们的孩子长得与我差不多高了。我非常高兴，拉着他们扯家常。但他们记着是我的好处：谁家的孩子生病是你送回来的，等等。与他们相处中我最推崇的，他们似乎都忘了。我对我过去的学生说，你那时分数运算常常错，还记得我怎样用小木棒，画圆饼来教你的，他很茫然，说：你教过的那几个好学生现在都很一般，我们几个差的都比他们有出息。我开道他要想得远些，但我无力，因为在现实面前我是多么软弱。学生反而开道我的迂。是的，他腰别手机，穿着考究，做着钢材生意，年纯收入十万以上还说亏。我记得我的老师教悔我的许多事，有从文的，也有从德的，年代虽久远，却晰晰在目。这就怀疑我几十年来塞给予学生的是什么？哪不是有用的少，无用的多！
我们现在常谈及教师的地位。大家都承认是个V字形——高低高。对从前的高，如果简单地归为是因为社会对教育的重视，那也片面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前并不敢探讨的问题。对大众来说，主要是教师比他们优越。在大众的简单生活条件下，学校生活自然是优越的。中国历来的传统是讲实在，并且崇拜实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把人从政治上及经济上分成了多种难以越跃的级差，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面对着这种级差，并且适应了这种级差。教育的手段注重了本国的实在，避开了国际的先进；教育的思想重视的是传统，贬低的是开拓。多年的教改实际上还没有走出这个旋涡。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校长是干什么的？如果问轮船上的水手，船长是干什么的？定会碰钉子，这不明摆着，哪用问！但校长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我来回答，本人虽然从教多年，在校园里，常与校长遇面，但不好答。来问校长本人，恐怕也难于干脆利落答个清楚。我记得十分清楚，在一次全国人代会上，代表对领导的“学校的第一把手就是抓经济”提出了看法，那领导口气强硬地对代表说：“我再说一遍，学校的第一把手就是抓经济，就是抓经济。”那是通过电视广播传遍各地的。虽然那领导早就不在位，然而，第一把手抓经济，一抓就是十来年。如果我们的教育改革，第一把手一抓就是十来年，如果第一把手的心扑在教育上，十来年的艰辛磨练，不是成教育专家，那也定为受人尊敬的教育家了。但是，在这十来年里，如果不是第一把手抓经济，那学校可会垮下来，连最起码的日常维持都困难，当然更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是更重要的。因此那领导的强硬口气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过去的这种那种的课程改革，是基于怎样的一个脆弱的基础上，不就很清楚了。
我要说的还有一点是：那V字的第二个高也是脆弱的。多方的措施也是围着提高待遇，留住人才，稳定人心来转的。教师为了自身的地位，多方创收，也就见怪不怪了。总的说，我们的教育经济，还没具备一个十分稳定的充足的基础。
因此，我们看到，对教育，欠债太多了。我们现在真正品味到的是薄收的苦果。对教育的牺牲必须有勇气正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怎样来看待课程改革？课程不改革不行！误地一时，要误人一年；误人呢？这不，会影响民族生存！
课改必然很艰苦，这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上还处在资本积累的阶段，牺牲总是免不了的，但不能再牺牲教育。
教育必须面向未来，面向社会，才会有生气。把课程改革当作一个杠杆，在发展和教育这二大犬牙交错的模块结构中寻求平衡的支点，那会再一次牺牲教育。课程改革不能当作一个附着品。只有引起教育的实质性变化，才可以真正地面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