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2月16日刊登了《挖教师挖出官司》一文，文中的当事人翟老师近日致函本报，就一些情况进行了说明。信中说：

　　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是我先找的人大附中，而非学校主动找我。

　　离开淄博一中我并非不辞而别。今年4月我将自己的材料交给人大附中，之后我多次向淄博一中领导请示，6月初，我向淄博一中递交了请调报告，并希望下学期不再给我排课。在暑假前安排工作时，学校也确实安排其他老师接替了我所任两个班的语文课。8月中旬，我又一次向淄博一中云校长请示，并提出先到人大附中代课然后再办理有关手续的想法，云校长没有反对，我感到学校已默许了我的请求。9月，我将正式的《辞现职报告》寄往淄博一中。

　　我与淄博一中并没有签订任何工作合同或劳动协议，只是在我攻读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时，由校方拟订了一份关于教师攻读在职研究生的意见，并让我签了字，这既不是工作合同，也不是劳动协议。即使是按照这一文件，我如果调出教育系统，也只需交纳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所支付的经费。当时淄博一中符合条件的三名教师均报名应考，有两名被录取，我是其中之一。按规定，学费由个人、学校和市教委三方共同承担，学校支付的费用是三千元左右。

　　1998年淄博一中共有20名符合条件的高级教师住进了120平方米的房子，我只是其中之一，并按学校规定的标准交纳了购房款。

　　12月初，我回淄博一中办理交房及交培养费手续，但淄博一中却提出：我应向淄博一中交纳30万元。并且不接受我的退房。这与原来约定的完全不一样。我说：“30万元我实在无力承受。希望学校体恤我这些年工作的辛苦，提出一个我能承受的数字。”学校不答应我的请求，调动手续因此而搁浅。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不安。我认真学习，把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淄博一中工作了17年……如今只是因为想调动一下工作，竟落到了如此地步。我反复思考：是不是一个人必须终身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呢？难道一个人做出了一点成绩，有了一点影响，就从此难以调动了吗？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也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生活幸福，只是想追求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现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我又何以能安心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