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呵护儿童”。我尤其有一个“天问”似的问题：我的同胞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呵护儿童？我们华夏子孙怎样才能学会呵护儿童？
口头上的话语，报刊上的言论，荧屏上的表演都不能代替实际。再过5个月，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时一定会有新一轮唱给“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的赞歌。可是“六一”一过，实际是怎样的呢？
单是刚刚过去的旧的千年的收梢，单是媒体曝光的“个别的”、“少数的”事例，说一句“触目惊心”总不为过吧？
在学校，体罚学生的宏观情况，不见调查统计，不得而知。但“体罚”已经变质为虐待的事实是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漠然处之了———假如我们还有一点人性的悲悯，还有一点社会的良知。比如教师威逼全班学生对他们的一名九岁的同学轮番抽打280教鞭。比如教师将全班学生反锁在教室，用扫帚打脸，少则60下，多则120下，多达30人，长达两节课。比如在全班同学面前公然扒下学生的衣裤，比如在学生的面颊上用锥子刺出“贼”字，已然恢复宋朝的刑罚了。
在社会，不但还有违法雇用童工的现实，更有虐待童工的报道。
在公共场合，报载去年12月8日，在山东济南，一个八岁的小学生被蜂拥抢上公共汽车的大人们挤倒在车轮下轧成重伤。固然，这是特例。可在公共场合，在电汽车上，在游乐场，大人们从不想到“儿童优先”，从没有“呵护儿童”的观念、心理，扪心自问，谁敢说不普遍！
至少快一个世纪了，就在二十世纪的开头十来年，新文化的奠基者们，特别是鲁迅，几十年间反反复复不断呼吁呵护儿童，改革儿童教育。早在1919年他就提出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提出了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原则，提出了“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的办法，并教育他的学生“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鲁迅这一方面的言论足够集成一本书，也早有人集成一本书了。抄录不胜其多，举几个例子吧：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推》）
“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上海的儿童》）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足奇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小童挡驾”》）
自然还有在知识者中几乎人人读到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一个世纪过去了。有多少用呢？
这是真的，我不知道在我来生也愿意降生的中国———假如人有来生的话———我的同胞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呵护儿童？我们华夏子孙怎样才能学会呵护儿童？在这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我敢提出这个问题在欢天喜地的同胞面前。
（本栏杂文集《食糖吐弹论》出版，前1至8集也有书，需者均可向本报评论部邮购，各集均收费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