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从事地震成因和预报的研究。1981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冲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1982年又从那里去了南极，1983年回国。然而，正当我积极准备在科研上继续努力，大干一场时，于1984年春却被调到业务处任副处长，1985年春又阴差阳错地调到了人事教育处当处长。科研不能搞了，便只好利用业余时间，对在美国收集到的南极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分析，从此踏上了科普创作之路。
进入90年代，我又开始筹划北极考察，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地震局和当时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联合资助，于1991年第一次进入北极。1995年，由中国科协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组成了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我任领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北极点。这一活动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首，为我国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创造了条件。1996年4月，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中国为其正式成员国。
我一进南极，六进北极，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出版了20余部专著，还与浙江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南极与人类》和《世纪间的传递—北极探秘》等科学普及专题片，分别荣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91年度全国优秀电视社教节目科技类一等奖和中国电视1995年度科普类一等奖和1995年全国优秀电视科普节目一等奖。由我主编的《神奇的北极》丛书一套六部荣获第六届冰心儿童图书奖大奖、第三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和第三届全国图书奖提名奖，并被评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94部科普著作之一。而在台湾出版的《两极纪实》一书则荣获台湾《好书大家读》1998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我认为，科学的发展，总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往前推进的，一是专业性的科学研究，二是科学的传释与普及，二者是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缺一不可的。很难想象，从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或群体里，能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家。同样的，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天才科学家的民族，也只能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科普的任务，就是要在科学和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科学深入民众，让民众理解科学。
是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高士其，写过不少很好的科普文章，可以算得上是科普大师。但是有人却认为，他是由于身患重疾，无法从事科学研究才去写科普的。因此，那些身体尚还健全的科学家，则没有人愿意从事此道，认为科普只是低层次的东西，登不了大雅之堂。实际政策也是如此，科普创作没有经费，科普著作算不上成果，一篇好的科普文章，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有时要比一篇科学论文大得多，但其待遇却要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现在有两大难题：一是申请不到课题，没有课题就没有经费。我自1993年以来，连一点经费都申请不到。因为拿不上人头费，工资被扣发，只能拿到700元。尽管我所在的中国地震局诸位领导非常关心和支持，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于1991年和1993年都拨了专款支持我的北极考察，1999年见我实在困难，又专门拨了经费解决了我的人头费和工资问题，但研究经费还是无法解决。痛定思痛，追悔莫及，想当初，如果我能搞科研，虽不敢说当上什么大权威，至少可以带几个研究生，搞几个小课题，经费就不会成问题。
二是无处办公。我将在2000年10月退休，退休后自然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家里搞。而我的住房条件并不是太好，而如果安心当“官”呢，房子也就不成问题，我却在当了7年人事处长之后坚决辞职，有人说我傻，有人劝我至少要等房子解决以后再辞职，我却执意不听，结果是我的住房条件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在此，我斗胆向社会呼吁：救救科普作家！救救科普教育！建议实行以下具体措施：
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设立科普部，专门拿出一部分经费来支持科普创作；
二、在国家科学奖中设立国家科普奖，重奖那些在科普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
三、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应该有在科普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院士，以此来提倡和鼓励科学家们都来写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