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道义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席顾问、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他说，科普是把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包括科学思想、观念、方法及精神等，运用多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地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章道义说，科普是一门学问，若想提高科普质量，吸引更多的受众，达到预期的效果，仅靠科技、教育、新闻、出版工作者兼职搞搞科普，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它更需要一批精干的、既有相当高专业知识水平又具一定文学艺术修养的专业科普工作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真安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普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过去的《十万个为什么》是对当时科技知识的总结概括和普及，现在有《千万个为什么》《亿万个为什么》也不止。科普是一项关系整个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事业，需要科协、文化宣传机构、博物馆等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和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参与来共同完成，及时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传达给受众。

　　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科普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担当。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当然是站在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只能由科学家首先来传播。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是无可替代的“第一发球员”。他说：“科普可以促进科学当前的发展，这一条与科学界关系最密切，但也最容易被埋头科研的人们所忽视。”

　　中科院院士许国志说，科普应由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来承担。《科学美国人》杂志上面的科普文章，多是由国内的权威科学家撰写的，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应是一个优秀的科普工作者。一个有一定见解的科学家，都应自觉注重加强对本专业领域之外的学科的学习和了解，不断补充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科学素养，这应该成为科学家的一种本能的需要。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林波认为，科学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通问题，解决的方法要向大众传播，传播的过程就是科普。科普不仅仅是把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更重要的是要树立社会的科学精神，开阔青少年的思路。青少年对学校之外的事务接触的机会少，如果有了科普，他对待问题时会有多维的角度和多向的知识。科普不在于由谁来写，而在于谁能把它写好，不应该光是科学家来做，社会上每个人相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都会有些专长，各个阶层的人要是有可能都要来参与。处于第一线的科学家写科普也非易事，一是非常忙，二是容易无意中容易带一些专业术语。想写好并不容易。

　　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博士后许学军说，科普需要由有较高科学素养和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来驾驭，而这些要通过长期积累经验方可达到，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是一名资历较浅的科学工作者，担当此任明显感到能力不及，因此，科普工作应由资深的科学家担纲。

　　顾真安认为，每一位科学家只是在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专门领域里是专家和权威，对于其他领域却有可能知之甚少，科学家当然也需要科普。

　　章道义说，国内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家虽然只熟知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但因其本身的科技知识基础较深厚，故无需对其进行科普。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隔行如隔山，当今学科交叉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对科学家的要求若要获取其他学科知识，从中获得启示，取得更多科研成果，一方面需要通过横向学术交流；一方面靠科普，掌握电脑的操作使用，了解医药卫生知识，跟踪新材料前沿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提高自己文学艺术修养和科研水平。对科学家也需要进行科普，但他们并不是科普的主要对象。

　　张林波认为，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的方向很窄，反而容易固定到一套思维模式，不容易出新。所以综合的培养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大科普”了。

　　章道义说，看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要因人而异，如果本人确实有精力和能力，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也无不可，千万不可像前几年那样国家为显出对科学家的重用，给他一个“官”做做，结果事与愿违，废了专业，又在行政上无所作为，倒不如让其搞科研以尽其所能。从长远看，科学家担任一定行政职务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因为国家搞建设不仅需要有实践知识经验的人才，还要求其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市长里面也会有院士，上海市长徐匡迪便是一例。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作为领导没有高层次的知识素养，无疑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

　　顾真安说，这个问题应全面看，它在根本上与科学体制有关。在完善的科学体制下，科学家不应从事行政工作，而应专心搞科研，但在目前我国科技运行管理机制十分不完善并制约科技发展的情况下，科学家兼行政工作，让内行领导内行，可有效地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从而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张林波说，问题在对待科学家与行政人员的待遇上有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同样的职称，职务上不同，待遇上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反差当然会令科学家反感。社会条件必须能够保证科学家能够维持中等左右的生活。如果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达不到，还要花精力去为这个而奋斗，当然从事行政管理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管理是种基础素质，也需要训练。科学家有时要主持很大的项目，也必须懂得管理，如果管理这一关过不了的话，也很难做出大的成绩。但现在我国的一些科学家不是光让他做科研管理，包括行政、后勤都让他来做，这就是两码事了。数学研究院现在开始让搞科研的人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出来，这样科学家精力能集中一些，压力也少一些。

　　张林波认为，科研与科普是两回事，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衡量他的科研成绩当然必须要科研成果，但对于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学家就不合理，这样就得有个计算方法，因为这个劳动确实有社会效果，考虑一个人总贡献的时候应当算进去。写得很好的科普书和科普文章也应当打高分，而且应当成立这方面的基金，让申请不到科研经费的科普作家可以申请科普基金，因为做科普也是需要很大投入的。

　　章道义认为，科学家搞科普创作是科学家的一项贡献，不一定要算作科研成果，但考虑到晋升、提拔也应算成绩，该加分。钱学森在20年前就曾经提议过，大学生毕业时除了交一篇论文还要有一篇科普文章。长期以来，科学界部分人把科学家进行科普创作看成是不务正业。现在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路甬祥就明确指出：“科学院不做科普工作，是一种愚蠢行为。”科学的普及与科学的提高同等重要，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但要掌握得恰如其分。科研要搞好，科技普及也应跟得上。

　　卞毓麟说，公众对科学理解和支持的程度，取决于大众科学素质的高低。提高全民自身科学素养和增强科学判断力非常必要。我们大概还无法使社会上每个人都具有科学家那样渊博高深的知识，却有可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像科学家那样研究、分析、处理问题，生活得更有效率，更富创造性。现阶段我国科普工作的社会地位还较低，国家对科普事业的投入还十分有限，不少综合性的科普刊物处境艰难，亟需社会多予支持。科学的普及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从事第一线研究的科学家们，对于经费拮据常深感切肤之痛。只有有效地宣传科学知识，取得道义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才能筹集到资金，用来发展科学事业。假如平时不注意科学宣传，等到“化缘”的时候才匆匆“念经”，会有多大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