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整体贫困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随便数一数，我们都能很轻易地找到身边一些富裕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在每一个大学、每一所研究所都有个把收入丰厚的学者；教授有了私车、年薪超过10万元，这听起来也并不新鲜了。社会财富的主体越来越集中于一些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比如高新技术产业，比如电视台等媒体行业--而这些产业几乎全部是由从大学走出来的人来掌握着，他们可算是社会上收入极丰的一批人。实际上，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清晰地认识到，没有知识根本谈不上在未来生存。记得在十几年前，个体户还让许多人羡慕，人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如今，基本上任何一种正常挣钱的方式都越来越倚重于知识的背景了，没有大学学历，几乎就没有找一份好工作的资本。如果在今天，提到清贫的知识分子，还有人联想起满身粉笔末的中学老教师的形象，那肯定遭人笑话。据了解，北京的中学老师，按资历的不同每月在校内外拿到两三千甚至六七千元都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
于是有人站出来说“脑体倒挂”的现象已经结束，似乎社会和国家已经不用为知识分子的“钱包”担心了。
对于那些能够直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商业优势的人，比如从事计算机行业的，好像确实如此。但作为一个社会的智力精英，那些在大学、科研院所里工作生活的学者、教师，他们普遍的收入状况一定令人乐观吗？我们不妨先看看他们中“富裕”的几种情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65岁的胡正寰教授是北京科技大学轴类零件轧制研究推广中心的主任。他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及技术工人在科技大学里单独拥有一幢三层的小楼，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上千万元，其中国家的拨款不到100万。中心最普通的工作人员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元，胡教授自己创收所得自然也要超过学校给他的2000多元的月薪，他的中心里停着一辆捷达和一辆红旗轿车。像他这样能够将研究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情况，正是一些理工类学者的优势所在。
而在一些人文科学领域，少数专家也能依靠他们在自己学科内的杰出成就受到社会承认，有时甚至“火爆”到类似明星的程度。比如借助媒体关于科索沃危机的报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阎学通教授和国防大学的张召忠教授已为许多人所熟悉了。这两位同为47岁的学者分别是国际关系和军事研究领域中的顶尖级学者，依靠自己在学术上的建树，他们能够得到传媒的注意，而依靠传媒，他们又使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念能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请他们写文章、讲课的自然络绎不绝。阎学通教授说自己为了保证主要的研究工作，仅在这个月就推掉了6个讲座，到目前为止，他今年已经接到了11个国外的讲学邀请，虽然不能全去，但不一定就会影响他的收入，他说因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出场费也越来越高了”。
国家政策的扶植现在也成了少部分优秀学人改变生活质量的一个契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名噪一时，获得其资助的特聘教授得到的是年薪10万元和其他一些优厚条件。
另外，国内各个层次的考试机制也顺势造就了极大的市场，许多老师靠着办各种考前班、出教材而致富。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各类考生的眼中堪称“大腕”，其收入和物质方面的条件不亚于真正的明星。
确实有一部分知识人的收入状况在同行中很突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也是由于直接或间接适应着社会及市场的需要。
胡正寰教授就强调大部分的科研要面向为国民经济服务“主战场”，“只有有财富才能活，活了才能进一步搞研究。”他认为自己的成功除了勤奋和坚持以外，还由于研究是“对路”的。
国防大学张召忠教授在谈到为什么他最近对于科索沃问题的讲座格外受欢迎时说，一是由于知识结构的合理，二是力求深入浅出。“如果我写的书只有少数同行能看懂，那有什么意思？专家学问越大，话就要说得越简单，要让老百姓懂。就好像一个炸弹，你说它有多少磅，这没有用，你必须要炸开，才能让人知道能量。”他还特别强调了知识更新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有很多老先生是中国第一代搞计算机的，但很多人现在生活很清贫，而你看中关村很多20多岁搞计算机的，他们绝对可算是很富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知识必须创新才能有价值，如果你的知识在两三年里没有创新就会被淘汰了。”
谈到知识分子自身面对市场竞争的问题，他认为学者们研究外国的多，研究中国的少；夸夸其谈的多，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少。人文学科要解决现实问题，否则在市场的竞争中一定会归于失败。
但这些学者都不认为“脑体倒挂”时代已经终结，他们也都不喜欢知识分子内部收入“两极分化”的说法，只是非常肯定地说：知识分子富起来的是少数。
几乎所有上述的被采访者都告诉记者，“富起来的只是少数”。与此同时，他们都不喜欢知识分子收入两极分化的说法。尽管他们收入高，但仍把自己看作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胡正寰教授说：“现在年轻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工资是非常低的，他们有的其实很有潜力，但不得不离开自己喜爱的岗位，去做一些二流三流的工作”。他所在的北京科技大学，一般一个青年讲师的月工资仅为六七百元。
阎学通认为，尽管在今天，脑体倒挂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并不是说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只是收入差距小了。如果从脑体劳动对于社会的贡献与它们的回报相比，只有极少数人体现到了这样的差别，“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但全国从事国际关系的人有上千个，我并不代表普遍现象。”
同一领域内，高素质的人才应该得到高收入，这是理论上的合理分配状况，但目前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学历最高的大学教师，整体收入却最为寒酸，而且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最低的。如果这不算是一种“脑体倒挂”的话，至少也是一种知识内部的“高低倒挂”，精英人才得不到与其智力相配的收入，于是大量流失，不能为国所用，这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而且，即便对于能够“富”的人来说，这种“富”也隐含着深刻的忧患。
从上面列举的几种情况可以看出，除了少数研究者是靠享受国家政策来提高生活待遇（如“长江计划”），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靠一种个人化的能力在社会上“独闯”出一条路来的。对此，阎学通教授甚至认为是个“问题”。
“这不但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崛起。”他说，“我在外面讲学的收入占了整个收入的大多数，但这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给我的，就是说，我是依靠社会承认来生存，而不是靠给国家作贡献来生存……”他认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会寻找自己的承认。本来单位、国家对学者成果的承认是第一社会承认，现在各个单位对自己人员没有给予充分承认，这就导致这些人到外面去寻找其他社会承认，结果就把其他承认上升到第一位，而单位本身的承认降到其次。这就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对于高校老师靠编书、办班挣钱，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教授认为需要分开来看：“在目前应试教育体制下，它适应一种需要，同时也能改善自己生活，这当然好。但从长远看，重复的东西毕竟不长久，有的老师在自己专业方面三两年也没有什么成果，净编一些畅销的、重复的东西。我们一些研究生甚至顾不上论文，精力都花在这上面，就很可惜，因为在他们这个年龄是很可能做出成绩来的。”他认为如果大学老师总是出于生计考虑忙于赚钱，国家的知识界就不会有进展。张召忠更是将随意攒书、一稿多投等赚钱的方式看做是“最败坏知识分子声誉的事情”。
谁都知道，仅仅个人的努力并不能使知识的境遇、整个知识界的境遇有最根本的改善，在许多学术领域，市场化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的梦想。把它们完全推向社会大市场，既不现实，也不负责任。
阎学通教授说，科学知识有不同层次，一种是直接可以作用于社会生产的，一种是间接的，像基础研究。这就出现谁来投资的问题，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都是由所在单位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投资的。比如，国际关系方面的战略决策研究，这是绝对没有市场的，“你不可能把它卖给老百姓，政府应该就是购买者即投资者。这类学科，还有像哲学、量子力学，你怎么让它市场化呢？”
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谈到了“长江计划”，所有人都赞成其中的一种意识：普遍收入的提高绝不应该回到吃大锅饭的灶边上去，真正公平的分配是在国家政策的调节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取酬。
通常，“劳”的概念是指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但阎学通认为这并不能反映差异，一个清洁工的劳动时间和强度也许并不比一个学者差。“劳”应该建立在成果的评判上，这样差距才能显示、贡献才能拉开。“我并不认为应该由政府出面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而是应该最大限度地用市场机制来调节。比如一个单位里有一个工资总额，至于内部谁挣多少钱、多少人挣这个钱，应该是由单位内部来决定。这样市场机制就有了。现在我们并没有按劳分配，而是继续实行大锅饭政策。”他认为大学教师的收入之所以远低于中小学也是因为大学中没有建立创收的“机制”。
胡正寰教授也强调，需要国家拨的其实不是钱款，而是政策。“比如技术转让费，这其实是科研人员自己产生的效益，而并不是国家给的，他产生出的效益是很高的，应该给予更高的份额”。这样对于科技创新也是一种鼓励。
今天的知识分子直接喊出：忧道也得忧贫！这也许是他们和传统知识人最不一样的地方。
72岁的罗国杰教授就认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像他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希望自己生活得好，会比我们更注重物质的内容。”虽然“安贫乐道”仍然可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值得推崇的操守，但知识分子也不必羞于谈论对于自身价值的回报。胡正寰教授举例说：“几年前，珠海曾经重奖有突出成就的三个科学家，当时这件事情很轰动。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但是还不足。我那时正在珠海，和他们座谈过，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叫‘奖励’呢？奖励还是别人恩赐的，而实际上这是自己应得的。但这事在当时得算是进步了。”
阎学通教授谈到“忧道不忧贫”，觉得这种美德是指不把极其富有当作追求的目标，但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要求。“在美国还是有很多教授不愿去做买卖而愿意教书，是因为他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保证。如果这种保证都没有，你怎么叫他不忧贫呢？”
（宋念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