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997年的状况不过是近年来的常态。如果再作横向比较，以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基本状况的重要指标棗“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论，中国1992年至1997年6年间的这个数字分别为2.99%、2.76%、2.52%、2.41%、2.44%、2.49%，即便按照1992年制定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的规定，到2000年这个数字应达到4%，也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90年代初的平均水平（4.1%）。

对此，有专家极具洞见地警告说，这绝不是用一句“缺钱”就能解释得通的，如果照现在的状况看，要在2000年实现《纲要》规定原目标，以似乎已经不太可能。综合起来看，目前我们在实施科教学兴国战略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障碍。

第一是法律疲软。大同市城区挤占挪用科技经费，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教育经费拨款增长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事实上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至今从末看到有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甚至也没有看有关人士对此表示过一丝不安。要使那些违犯《教育法》、《科技进步法》等法律的为政执事者真正有所触动、有所畏惧，必须依靠公众的严密监督、人大的严厉质询、执法机构的严肃执法。

第二是认识误区。“缺钱”曾经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大同市城区挪用巨额科技经费的丑闻，可以说是有力地粉碎了“缺钱”的谎言，此外还有人认为，科教投入是只赔不赚的买卖，这也是一个天大的误区。且不说只要机制得当，运作得力，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完全可以高于煤矿、酒店等传统行业，就是通常被认为是“百年树人”的教育，现在也正在逐渐被当成一项前景看好的产业来经营，只要经营得法，它不但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同样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知识经济正在逐步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如果迟迟不能端正认识，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科教兴国战略上大打折扣，这岂止是违法，简进在对子孙后代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