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学生：贷了款觉得没脸见人
那边学生：贷到款说明我有本事
在北京的一些院校，提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们大多表现得比较拘束。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小杜的父母因为工厂停产，每个月只能领600元钱，家里每月还要还银行350元的住房贷款，实在无力承担学费。正在为难的时候，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了。小杜向银行申请了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记者问：“你贷款家里知道吗？”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经济出现困难，我是不会申请贷款的，我和父母说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对，但我知道，他们对我向银行贷款还是有想法的，只是家里实在太缺钱了，又不能总是向亲戚借，所以申请贷款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采访中，每碰到一个助学贷款的申请者，记者总是提出相同的要求：“可以去宿舍聊聊吗？”无一例外，各种各样的婉拒等着记者：“我们宿舍人多，换个地方吧！”不喜张扬之意甚是明显。甚至在电话里，只要记者提到助学贷款的字眼，另一端的2000年新生便顿时支支吾吾：“嗯，嗯，嗯。”在礼貌地放下电话后，新生又跑出宿舍，在投币电话中，才大大方方地跟记者谈起来：“借钱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干嘛弄得尽人皆知！”
记者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位同学推开教室的大门，正准备通知一位女生助学贷款的事，可没想到这位女同学和一个熟人在一起。传达通知的同学断断续续：“哎……钱的事……老师说行……”这位女生的脸刷地红了：“贷什么款？不贷了！不贷了！”
和北京高校学生相比，上海、浙江的学生谈起助学贷款显得落落大方。杭州师范学院一位大三女生说，她家中还有弟妹要考大学，经济相对紧张。她大一、大二时在学习之余打工，虽然有些收获，但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学习时间，现在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可以不再打工，专心学习。“我的父亲不同意我贷款，他说向亲戚、朋友借比较好。我认为那样欠人情，而向银行贷款没有压力，这是银行在我身上的一笔投资，我们各有所需，互不相欠。最后，我说服了父母。在国外，孩子到了18岁就自立了，我们都20岁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自立呢？”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小王，来自浙江农村，他在1997年的时候，参加了由上海市政府和浦东发展银行组织的商业助学贷款。“我觉得贷款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能贷到钱，说明我有能力。我能贷到的钱越多，说明我越有能力。既然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什么还要扭扭捏捏，不敢让别人知道？”
另一个来自冷门专业的学生非常赞同小王的意见。他说：“没必要瞒着同学和亲戚，班上的同学和我女朋友都知道我是贷款上学的，没有人因此看不起我，我也丝毫没有感到压抑和自卑。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是自信的表现。”
复旦大学一位女生认为，现代人都应该接受“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观念。只要有能力还贷，何不先预支明天的钱，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贷款用的是自己将来的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复旦大学学工部黄玮石老师在办助学贷款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高年级学生贷款积极性比低年级学生高，更能接受助学贷款的观念；沿海地区学生贷款比重比内地学生大；经济、管理类学生贷款比例大。
来自河南的学生许某，虽然贷到了助学贷款，但他不能肯定自己可以在毕业后4年内还清贷款。他们那里很少有人向银行借钱，觉得欠银行的钱不是件好事，如果到时还不了，会有大麻烦。甘肃籍学生李某，现就读于上海，他说，如果我毕业后在上海工作，还款应该不成问题，但如果回家工作，以我们那儿的工资收入，很难按时还清贷款，所以我现在只申请了今年的学费，明年是否还申请，要看情况再说。
总的来说，南方的学生对还款能力表现得更自信。
这边高校：严格控制贷款规模
那边高校：主动申请追加额度
到目前为止，北京只有少数贫困生领到了国家助学贷款，大多数还在填表、审批的过程中，学生们在焦虑中苦苦等待。然而在上海和杭州，多数贫困生已经领到了助学贷款。
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过程中，需要学校对学生的身份进行认定，审核后由学校统一向银行申请，再由学校把银行的合同、材料交给学生，学生毕业后再把自己的去向告诉银行。在落实助学贷款政策的过程中，学校的积极性和工作态度，至关重要。
北京某所高校学生处的老师认为：“其实，贷款是学生和银行的双方行为，与学校完全无关。我们之所以把活儿揽过来，还不是想帮助学生，让他们早点拿到钱！”他向记者抱怨：“这份工作绝对不是集中的短期行为，而是长期的工作。等到明年大四的学生开始还款，我们的事就更多了！从开学到现在，都一个多月了，我们天天忙得贼死，加班加点，时间都得尽着学生来，集中在中午和晚上办公。那么多工作都是义务的呀！”
另一所北京高校学生处的老师也持一样的观点：“现在学校精简机构，学生处人手本来就少，只能请各院系的老师帮忙。要为这件事情单独配编，学校那边又不大可能，而以后的工作只能是越来越多。您说，我们为银行做了这么多工作，他们该不该给我们一些报酬呢？”
据悉，北京有的高校正在积极争取增加部门和人员编制。
在北京的一些学校，贷款额度只用了一小部分。某市属高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说，如果我们的学生中将来有人不还钱，影响学校声誉还了得？因此他要求严格控制贷款规模。按原来的额度，该校可以有5％的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结果被学校学生处根据“严格控制”的精神一“卡”，只有3‰的学生领到了银行的申请表格。
记者采访时获悉，该校财务处至今尚未到银行开设助学贷款的户头，原因是怕将来有学生不还款时，银行直接从学校的户头里划钱。尽管银行声明学校不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但学校还是不愿意开户。银行的同志说，如果学校财务处不来开户，按规定我们就不能发放助学贷款。
而在上海和浙江，这样的问题几乎就不存在。
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闻继威老师介绍，该校为解决上述矛盾，专门成立了学生贷款服务中心。在经济比较困难、平时表现优秀的学生中，通过竞争的方式，在每个校区各选出4名同学，到贷款服务中心勤工助学。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贷款同学发放各种表格、审查贷款手续是否完备、接受咨询以及宣传助学贷款，至于最后的审核权还是在学校，由班主任、学院、学工部三级审核。闻继威老师说，通过这种方式，既解决了学校人手不足的问题，又给学生增加了勤工助学岗位，对学校、学生都有好处。
复旦大学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他们认为，为办理助学贷款扩编，根本没有必要。
上海、杭州两地高校对于助学贷款非常积极。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后，杭州师范学院有关部门加班加点，在开学前制作和印刷了各种表格、宣传材料。开学那天，银行现场办公，当天就受理了50多位新生的申请，有的同学当天就领到了贷款。
该校学生处张伟波老师介绍，当时教委给的助学贷款额度实际还没下来，财政贴息的操作办法也没下来，但我们还是坚持给学生办理了，因为一些学生家里实在是太苦了。学校当时打算，如果额度不够或是钱不能到位，就用学校的经费来补贴。现在，上级给的510万元助学贷款的额度基本上已用足了。校方正在考虑对经济特别困难而又未贷上款的学生给予帮助，由学校承担另外50％的利息。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沈老师介绍，通过近10年的试验，他们觉得助学贷款是一条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的好路子。学校提出“大学生活要自立，助学贷款为首选”的口号，先保证经济困难的学生贷款，在这个前提下，鼓励非困难学生贷款，把助学贷款作为培养学生自立自强、增强信用的有效手段。
教育部给上海交大的贷款额度是2400万元，结果开学当天受理的数量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9月底，该校共有2469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贷款总额达到3349．75万元。现在，上海交大正在向教育部申请增加额度。
截至10月9日，复旦大学共有1782人申请贷款，总额达到3460万元。华东师范大学有718名学生已办理了贷款，总金额达1018万元。
上海市还出台了优惠政策：申请贷款的学生，若毕业后到艰苦行业、偏远地区及国家重点支持项目工作，或在校期间获市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或自强自立先进个人等称号，还可分别获得上海市教委贴息20％到30％。
上海一所高校学生处的老师介绍，他们正和当地一些民营企业洽谈，由这些企业接收毕业生，并代学生偿还助学贷款，条件是学生为接收单位服务一定的年限。这位老师说，我们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和其他优惠政策，是希望能吸引外地的优秀学生来上海学习；通过4年的教育，希望他们能留在上海，为上海的发展作贡献。对那些迅速成长的民营企业和外企来说，花一两万块钱，留住一个人才，是非常合算的。这种做法对学生、学校、企业和上海市都有好处。
杭州一所高校，甚至在助学贷款总额度内划出了一定比例的资金，提供给该校二级民办学院的学生。这实际上突破了国家规定的助学贷款发放范围。该校有关人员介绍说：“民办学院的学生，经济困难的也不少。如果有关部门不赞同我们的做法，我们自己想办法，也要为学生解决难题。”
上海的一所高校，经常接待从北方去交流的同行。“我们感觉到，北方的学校观念太保守。任何贷款都是有风险的，任何贷款都会因为种种原因发生呆坏账。助学贷款也有风险，但这种风险通过教育和努力是可以防范和化解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这8年（一个新生，如果只读到本科，从借款到还款，是8年时间）的教育，让他树立起信用的观念。100个学生贷款，只要有80个学生及时还款，就是成功的。当然，我们持这种观点，绝对不是鼓励学生不还款，但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存在的风险逃避助学贷款。”
复旦大学学生处老师介绍，他们在办贷款时发现一个问题，即学生之间相互见证，表格上填的也是宿舍电话。等毕业后，可能银行会找不到见证人和证明人，于是他们决定，由学校学生工作部来做见证人。这个机构是常设的，而且和学生的联系也比较紧密。等学生毕业后，可以比较方便地向银行提供学生的去向，这样可以解决无效见证的问题。这和北京某些高校惟恐承担贷款责任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某国有银行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北方地区多数学校是第一次搞助学贷款，有的学校和老师认为，贷款是学生和银行之间的借贷行为，和学校、老师没有关系，因此有的见证人、介绍人不愿在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和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影响了助学贷款的发放。”
这边银行业：“如果学生们不还款呢？”
那边银行业：“与您共担奋斗的艰辛！”
4家授权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北京地区的业绩不一。中国工商银行因为做得早，已经成功地占据了多数中央部属院校的阵地，单是在高校林立的海淀区的一家支行，就与11所高校签订了协议。而其余3家银行的情况则不容乐观。中国农业银行与北京化工大学签订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与石油大学（北京部）和中国音乐学院签约，而中国银行到目前为止，在北京地区还没有发放一笔国家助学贷款。
谈及原因，一位银行的工作人员解释：“没办法，我们介入得太晚，工行下手早，就业形势不错的高校已经被它分得差不多了。而且8月31日公布政策，9月1日新生就开学，时间太紧，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而且，新生入校，事情也很多。”一位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我们还没有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签定关于贴息问题的协议。再有，高校对中国银行也不太认同。”
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委婉地表达他的忧虑：“从银行业务来讲，这不是一笔好业务。”另一位银行工作人员的担心则要直接得多：“如果学生将来不还款呢？银行以追求利润为基础。干了这么多工作，如果本金都收不回来呢？”
上海的银行对国家助学贷款则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主管助学贷款的个贷处，接到新助学贷款文件的当天，加班加点制定实施细则，撰写宣传资料和借款指南，全处同志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市教委，把新的助学贷款办法介绍给各高校学生处、教务处负责人。
9月1日，工行上海分行闸北支行向学生发放了新政策出台后的第一批信用贷款。这批贷款本来是在新办法出台前几天受理的，贷款全部采用担保方式。考虑到新政策颁布后的影响及政策的公平性，银行决定让大学生重新选择。他们按照新政策，为200名学生重新办理了贷款手续。
工行上海分行给所有贷款的学生发出了一封温馨亲切的公开信。信中首先向获得贷款的学生表示祝贺，然后详细地向学生介绍什么是信用、信用的作用以及怎样维护自己的信用。信里说：“请珍惜你的信用吧，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惜它，终有一天，你曾为此付出的一切维护自身信用的努力都将得到丰硕回报。作为您成长的见证人，中国工商银行愿意与您共同来建立、维护好您的个人信用这一珍贵的无形资产，与您共担奋斗的艰辛，共享成功的喜悦。”
工行上海分行有关人士说，做银行业不能短视，要考虑长远利益。在学生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将来他可能就是银行稳固的客户。这种投资绝对划算。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为浙江大学学生贷款服务中心配备了电脑。这样的举动，对于北京银行业人士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某银行职员说：“我们提供贷款，就已经是在帮他们啦，还要怎样？”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介绍，他们已和当地一些高校达成协议，在毕业生就业指导课中增加信用教育的内容，并在大学生手册中添加讲究信用、崇尚信用、积累信用、维护信用的条款。此外，还要通过辩论赛、研讨会、演讲赛等形式，进行信用教育。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办公室郑小姐说，他们打算在一些重点大学的中高年级学生中进行讲座和交流，借推行助学贷款之际，给学生介绍金融业务知识，并且接受对银行业务感兴趣的学生到银行实习，将来选择其中优秀的人才到银行工作。
记者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采访时，学生处的老师向记者表示：“我们也向银行要求开设金融知识方面的讲座，可银行这段时间太忙，这事也就罢了。我们只能向本校金融专业的老师请教一下，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回答学生的问题。”北京其他几所高校的老师也提出相同的问题，但目前做得最好的银行，也仅仅是在去学校贷款时开个讲座。由于缺乏师资，记者采访的几所北京高校都不约而同地表示，目前还没有单独开设一门金融信用课程的设想。学校只能在德育课中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以此增强学生欠债还钱、树立良好信用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