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王善迈：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梁涛：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金融部经理

     庚立娜：北京师范大学 2000级新生

     刘为民：现在我们的大学学费一个劲儿地上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总感到应以国民教育为主。孔子两千年前就讲“有教无类”，他收的学费也只是“束”而已，这在当时也不算难办。“五四”前夕废私塾，兴新学。五四文化先驱都很重视平民教育，从鲁迅到陶行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扫盲，我们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青少年的入学率，包括在农村，排名在世界上还是靠前的。为了解决贫困生上大学的问题，国家实行了助学贷款，今年开始实行无担保贷款。

     王善迈：从教育经济的角度分析，教育是学校提供的一种服务，它不是生产某种物质产品，而是生产公共产品，这样教育就要靠政府支持。如果市场化，有钱就上，没钱就上不了，那么教育机会平等就成了空谈。如果教育经费全靠学费、靠市场机制解决，就会有好多人上不了大学。教育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是准公共产品，可以采取一些市场行为，但不应该市场化。美国公立大学2400多所，公立高校学费占学校收入的20％左右，政府的拨款占1／3以上，其他就是社会捐赠；私立大学学费占学校收入的比重大约35％到40％。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教育没有市场化。德国是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教育也没有产业化。经济学家讨论时都认为教育有公共性，如果完全市场化，教育供给就会不足。教育这种投入，除了受教育者会得到收益外，全社会都受益，所以它不能完全市场化。如果市场化，它的成本和收益就会不对称。我研究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法，同中国一样，他们的教育是个培养人的机构，它不同于工厂、银行、商店等赢利机构。

     高等教育是有成本的，学生的学习费用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应由政府、社会、学生三方共同负担。教育培养的是人力资源，上大学的人毕竟是一小部分，如果全靠政府投资，就意味着所有的纳税人来支付高等教育成本，而由少数人受益，这就不公平了。而换一个角度看，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是有回报的，有回报就应负担一定成本。学生的学费就是这种投资的成本。

     刘为民：问题在于承受能力。有没有数据研究：高校学费通常应低于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不然就超负荷？

     王善迈：学费该定多高呢？可以开个价格听证会，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及家长三方代表再加上其他人，提供信息提供方案。孔夫子讲“有教无类”，高等教育也要考虑受众面。现在收费增长太快。1989年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是100－300元。1993－1997年大学学费每年以27％的速度递增，1999年比1998年增长了21％。今年北京学费标准平均是5000元。现在是由省（市）政府确定标准，有高的，也有低的，去年学费标准是每年3200元（本科），艺术类、体育类高一点，师范类低一点，你（指北师大学生庚立娜———编者）上的是经济类专业，属于非师范类，师范类2500元，而你交4800元，加上住宿等要交6000多元。北师大近一半专业为非师范类。

     梁涛：这两年，为了缓解学费猛涨造成的压力，由工商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商业银行还可以做商业性贷款。最初借款的学生不能享受财政贴息，但在一定程度上贷款能够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对于贫困学生来说，工作后前几年就要还款，压力也比较大。银行作为商业机构，发放贷款时一方面考虑赢利，另一方面考虑风险。在增加安全性时，学生可能就有反映，认为手续比较繁琐，贷款条件比较苛刻。现在北京有个教育基金，可以为学生提供信用方面的担保。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有些学生不是因贫困而需要贷款，商业性助学贷款比较适合这类学生。现在实行的以学生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助学贷款，条件就宽松多了，财政贴息50％，但是主要是解决贫困学生的上学问题。

     现在规定只要两个人对学生身份提供证明就可以办理贷款———纯信用的方式。在商业性贷款方面，建设银行做得比较好，要求提供学校一个老师或有一定收入信用的人为学生担保。但老师或有一定收入信用的人并不都愿意替他人作担保，所以说此种方式也有很大局限。我们一年多只做300多笔，这在北京各行中算比较高的。

     刘为民：现在助学贷款有50％的贴息，那么银行对贷款的积极性高不高呢？如果让银行自己决定，你们未必愿意贷款给学生吧？

     梁涛：恰恰相反，银行在以信用发放贷款时存在风险，但银行间也有竞争，如果你不做，其他银行就会抢占这块市场，所以各银行发放助学贷款都是自愿的。现在我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行、农行等都在开展助学贷款业务。我们觉得学生信用还是有保证的，对贷款给学生获得一定效益也是比较看好的。

     王善迈：世界各国助学贷款还款率均不是太高，新加坡比较高，因为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制度。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规范的信用制度。

     刘为民：银行想调动资源服务社会，多渠道科教兴国，我们充分肯定这个初衷是好的，但具体落实起来方方面面就不那么简单了，信用助学贷款办法可能好一点。要考虑到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8亿农民收入低，承担孩子学费有相当大的负担。从助学贷款这件事看，金融部门好像有个新气象，各家银行有一种抢占教育市场的气势。关于贷款的风险，这里有观念问题，现代社会生活信用观念应提升。中国人的消费观同西方不同，正如那个有名的故事一样，中国老太太存够买房子的钱时也死了，房子没住上；西方老太太把贷款买房子的钱还上时也死了，房子住个够。观念不一样，做法与效果就不一样。

     梁涛：助学贷款是学生与银行的互相选择。有些学生借款原因并非贫穷，而是创业积极性高或是想改善学习环境，像买电脑，这不是一般的生活费或学费。现在的大学生自立意识比较强，不希望家里提供这笔费用，或许家里也没有这个财力。而贷款手续不可能不繁琐，因为银行在运用资金时，要考虑风险，银行要作选择。

     刘为民：当代大学生，他们知识含量高，容易接受国际化潮流。现在国家贴息，是一种政府行为，有助于学校、银行、国家几方面协调，把这个事解决好。最终受益的除学生外，还有你银行，信贷意识增强了嘛！大学生可以开一代新风，提高信贷的社会声誉和心理承受能力，这不光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确实有现代金融文化以及公共文化建设问题。

     王善迈：要解决贫困学生入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要让学生交费太多，要让大多数人承担得起。

     刘为民：除了财政，社会赞助是否也是助学的一个途径呢？

     王善迈：在香港，政府拿大头，学生交一部分，然后社会捐赠一部分，学校自己再投入一部分。

     刘为民：（呼机叫）是一名98级硕士生呼我。这传呼台小姐不知道“ 98级”，打成了“酒吧级”。且不说高等教育，我们的义务教育工作又怎样呢？

     王善迈：中国义务教育80％的困难在农村，投入太少。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资金不该压到县、压到乡，不该转嫁给学生。

     庚立娜：我们学生个个都想读大学，可考上大学又有了新的烦恼。对于贫困家庭学费压力挺大。我父亲10年前离家出走了，弟弟上初二，还有爷爷、奶奶。母亲没上大学，初中文化水平，现在只能做些临时工，每月几百元收入，要养活五六口人。考上师范本想学费低，可报名时4800元学费，加上其它费用，一次就交了6000多元，是叔叔、舅舅等不少亲戚和好心人给我凑的。可以后的学费该怎么去凑呢？

     刘为民：那助学贷款正好解决你的问题。

     庚立娜：对于助学贷款我们有两怕，一怕手续繁，办不下来，费力没结果；二怕还不起。一个同学在牡丹江没办下来，有点吓怕了。每个贷款上学的大学生都想还清这笔钱，也许毕业后几年没有能力找到理想工作，所以我今年入学没敢申请助学贷款。

     梁涛：关键是信用问题。信用作担保，银行有顾虑，因为时间长，信息变动大，难以把握。但一般说，银行看好大学生未来信用。

     庚立娜：我现在是想靠自己的努力解决学费问题。我已申请了北师大曾宪梓奖学金，我准备打工做家教，暑期搞促销，挣些生活费。我知道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四年的大学费用。如果手续简单，第二年我也许会考虑助学贷款。我听老师在课堂上讲，经济学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价格水平和需求量成反比。我刚刚学习经济专业，有个问题弄不懂，就是目前学费价格上涨，可上大学的热情仍然很高，再穷也考，这是为什么？

     王善迈：教育部招生数和报名高考数差距很大，农民子女为摆脱农民身分只有上学，官员晋升也需文凭。户籍制度、城乡界限、工资……，你一进城全都有了，当然都想上学。这样，价格与需求成反比的规律在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其作用就有些失效了。但是规律本身是没错的，从长远看，这个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

     庚立娜：能不能根据家庭不同的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学费标准？

     王善迈：高校应建立减免制度，根据不同的收入确定不同的学费标准，但目前我国收入非完全货币化，收入又不公开，地方县政府开出的收入证明，基本不可信。贫困地区有富人，发达地区也有穷人，学生是个个体，统计局提供的是一个县收入多少，那是个群体，不是个体准确信息。县级政府开证明，证明某家贫困，然后学校进行资格认定，那样不用担保就可得到贷款，并不复杂，问题是证明信可信吗？工资只是你收入的一部分，比如我是个教授，我一个月基本工资不到1000元，加上国务院津贴，还有课题经费，如在出版社搞兼职，写本书，还有稿费……这样收入就不止1000元，收入已经多元化了。

     刘为民：可否通过财政还贷，免除或部分免除学生贷款，鼓励学生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如果由国家还贷，毕业生就要无条件服从。学费高，从教育具有国家公益性质的角度看，不一定收益递增，刚好可以通过学费贷款这一环节加以调控。既优化管理，又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

     对助学贷款应综合地看，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助学贷款可以培养大学生心理承受力，提高心理素质，培养新一代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信用意识。建国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交了“学费”，在助学贷款方面即使出现些呆账，国家从长远看也值。这有利于培养合格人才，传播知识。培养大学生信用意识，与国际接轨，以适应入世后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这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梁涛：从长远观点看，个人信用制度的形成，并非仅仅是银行行为，应包括政府行为。

     王善迈：还款靠觉悟、靠教育程度不行，应靠制度。银行、教育部、学校应制定还款制度，要有这方面的规则。

     刘为民：新的规则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它本身就是社会系统工程，在许多方面学校不承担风险和责任，但学校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目前由学校来认定资格，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可行的。学生品行、学习成绩、信誉达到什么程度，学校最清楚。未来制定什么制度，只能在实践中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