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得在启动教育产业上动脑筋，高等教育是实施教育产业化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百姓用于教育的钱正在流向国外

　　■大规模的教育活动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这个双休日，十余万人次参加中招咨询。家长大都愿为孩子选择普高，因为那是上大学的出路。一位家长说：我现在有钱想让孩子上高中，都不知道往哪儿送钱

　　据说，每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到北京为子女上大学跑公关；每年都有不少家长怕子女挤不上国内高考的独木桥，而不惜重金送子女去外国受高等教育……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中心居民储蓄消费意愿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的7％的比例。一份关于中小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应用现状的调研显示，近年来家庭购买电脑的目的有69．1％是为了孩子学习，且与家庭收入无直接关系。

　　有着崇尚教育优良传统的中国人，向教育投资、为未来花钱是不会吝啬的。上好学校、买好文具、吃健脑食品、学电脑、学钢琴、学画画，别说是孩子有求必应，就是不求当家长的还得想方设法多补点儿。一位高三学生的家长对记者说：“孩子上高三了，花费更多了，家里就决定今年什么大件都不买，全力以赴供孩子，要是没考上，自费也得上大学。”

　　除了对孩子的教育之外，越来越多的北京人也开始自掏腰包参加各种层次的成人教育。以在职人员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清华大学远程教育几乎每年都供不应求，北大、清华等高校的MBA这两年也异常火爆。参加这些教育培训，少则千余元，多达上万元，可是这钱北京人花起来是绝不会皱眉头的。

　　教育也是一种消费国外教育无处不渗透数百亿元流向境外

　　就在一周前刚刚结束的澳大利亚留学展上，记者得到这样一组数字：1997年有1700多名中国学生拿到了赴澳留学签证，1998年有3100名中国学生拿到签证，估计今年会有6000人拿到签证。

　　高中生毕业出国留学的热潮正在升温，而且这个余热正在向低龄学生波及。据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介绍，每年由国家公派出国拿学位的已经很少，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近几年也只在2000人左右。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介绍，近几年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已经占到全国因私出国的很大一部分比例，而去年，中国有160万人因私出国。　

　　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明确地对英国大学的校长们说，你们要看好中国这一市场。今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英国教育展上，100多所大学的亮相更是明确地表示，英国大学向中国学生敞开大门。从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传出的信息说，今年新加坡还将提供不少于去年的500个名额的全额奖学金给应届毕业生。国外教育市场化运作的直接后果是：国外大学对国内学校的渗透无所不在。

　　越来越多的招收国家，越来越宽的招收条件的确是一个迷人的诱惑。但是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把孩子送到异国他乡去读书，多少还是有些无奈。据了解，今年全国普通高中有应届毕业生260多万人（不包括职高生与复读生），而今年高考招生仅为130余万人。北京算是高考升学率很高的地区了，可每年仍有不少考生因不够分数线而断送了大学梦。“不能让我的孩子接受不到高等教育”，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望子成龙的父母就可能寻求机会送孩子出国读书。

　　这个花费有多少呢？有关人士给读者算了一笔账：以去英国上大学为例，大致一人一年学费10万元人民币，生活费6万，四年就是64万。相对低一些的，如去塞浦路斯学酒店管理，四年学费加生活费也需要近30万元人民币。

　　“让中国的钱流向外国，刺激外国的消费？”经济学家魏杰挺着急：“教育也是一种消费，对教育的选择是不分国界的，哪里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哪里就不用担心招不到好的生源，如果将高中后教育的需求在国内转化好，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可是我国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位黎姓读者大声疾呼：“老百姓不理解，大学缺钱，老百姓愿意投资，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却无门可进。分数线和学籍把想读书的学生卡得死死的，如把招生数扩大，交费读书，于国家、于学生都有利，有何不可！”

　　经济学家魏杰说：“我们每年都要公布高考录取分数线，好像是一个智力标准，实际上是国家能养多少大学生的标准。”经济学家钟朋荣认为，说到底是中国的大学太少了，大学的招生数量大大低于全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而大学数量之所以太少，就是因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缺口太大。

　　有关媒体从让学生择校的潜在收益着眼，算了如下一笔账：我国现有普通中、小学生约2亿人，如果其中有10％以教育消费形式“择校”就读，每年的择校费用在5000元的水平上，约有1000亿元的潜在收益；我国现有高中生及适龄高中学生约2000万人，如果有80％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每人每年收费以2000元计，每年的潜在收益在300亿元以上；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和潜在学生约500万人。如果有80％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的教育费，潜在收益每年约250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教育消费形式还会带来教师、学生和相关人员作为一个庞大群体，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存在巨大的需求，将会有力地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钟朋荣说：“既然有那么多应届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既然有那么多家长愿意掏钱培养小孩上大学，说明对大学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只要放开投资，许多人就宁可将资金投向办学，而不是投向VCD、洗衣机或造酒厂等。”

　　把办大学视同办企业高等教育是精神内需中最能最快见效的产业

　　经济学家魏杰认为，从目前情况看，物质内需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限度，不可能再有更大提高；而精神内需的开发还大有潜力。他认为，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都包含在精神内需的范围之中，而这其中高等教育和旅游可能是最能最快见效的。

　　但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是在把高等教育当作上层建筑来做，高等教育存在着无产业化的问题。他说：“现在发展高等教育已经不能单纯地由国家来投资了，应该实现多元化的投资。教育如果能够产业化，也是能赚钱的。”

　　经济学家钟朋荣独辟蹊径，他认为，民间投资办学，大规模的教育活动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缓解就业压力：一是大规模的教育活动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教育工作，这就直接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二对于青少年来说，推迟了就业的时间，比如，因为上了大学，就业时间从18岁推迟到了22岁，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拿出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进行学习深造和专业训练，可以减轻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三是将一批低素质的劳动者培养成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劳动者，有利于他们适应新的产业和工种，特别是更有利于他们到国际劳务市场去找事干。

　　他说：“把办大学视同办企业，可以采取公有制、私有制、股份制、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多种形式，通过市场机制把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向教育。”

　　高校里“一个连长三个兵”管理严重超编，精简迫在眉睫

　　中国高校里的“人满为患”，其实并不是表明师资力量有多么雄厚。高校里的行政管理人员严重超编，顶着教师的衔，干着官员角色的人在高校中要占到1／3。北师大党委书记袁贵仁慨叹，在高校，管理上基本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校、院、系都搞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浪费严重。有识之士疾呼：从科教兴国的大计上讲，高校的“减官改革”甚至比其他事业单位的精简更为迫切。

　　北师大教育系副教授檀传宝认为，有消费就要有投资，因为不仅社会要消费教育，教育本身也需要消费。他说：“要启动教育产业，社会各方面应该有相对多的投入。几十年来投入有所增加，但还远远不够，有一个现实不能不面对：高校里还有一些教师在为生计而分心，一些长线的科研课题的经费投入不足。这是我们这个崇尚教育的国家应该尽快改进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要满足更多群众上大学的需求，有两条出路，一靠国家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二靠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然而，目前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2．5％，2000年的预期目标也仅仅是达到4％，在义务教育占用大量教育经费的同时，国家已很难在增加高等教育投资上有太大的作为。因此，改制是一条更迫切、更重要的途径。政府在行动，经济学家在讨论，教育界也在思考。

　　曾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考察过的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倪传荣说，国外许多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可以达到60％--80％，他们的高等教育分层次的做法似乎可以借鉴，一流的大学，学术水平和能力都向高层次发展，以博士生、硕士生居多，综合性较好；二流学校是专业面比较宽的；三流学校则是适用性很强、很灵活的。这样不仅学生入学时选择的余地更大一些，而且学校培养人才也更有针对性。　

　　教育里含有很多产业因素，这个产业的发展要靠国家、企业、社会、中外合资各个方面的投入。国外的民办教育发展得非常快，真正国家办的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很少。非政府行为办学多，资金来源多，学校的活力也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