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大的责任是保证社会相对公正，很多人也认为教育是调节公平的最好手段。如果政府减少对高校的投入，增加学费，从起点上就没有做到公平。
将来我们最应当做的是，引进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开放观念，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把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带入新的世纪。
本报今天刊登本报记者刘万永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魏新教授的访谈———《教育：把活力带入新世纪》。
（照片：本报记者 江菲摄）
魏新 1955年生，教授，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大方正集团副董事长、方正投资公司董事长、世界银行教育发展项目顾问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教育财政，目前主持或担任负责人的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20多项。主要论著：《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关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报告》、《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与政府的调控》等。
教育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
记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关系一个民族兴衰的大问题。您认为政府在教育方面应当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魏新：应当是制定发展规划，满足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基础教育，在这方面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是制定义务教育的年限，是9年、12年还是其他，以及怎样实现。
记者：从这方面看，如何总结我国50年来教育发展的得失？
魏新：教育总体上可以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分。教育是国家为保证社会发展的目标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就规定义务教育的两个特性，即强迫性和免费性。在美国，如果家长不送孩子入学，政府有权力剥夺你的抚养权或把家长投入监狱，但前提是政府应提供经费，保证家长不会因经济问题阻碍孩子入学。
回顾50年的教育发展历史，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基础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义务教育在发达地区的实施还不错，但在落后地区、山区，条件就非常差，我曾经见到一些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条件都不具备，学生没有凳子，只能站着上课。
在一些边远地区，政府只是负担了公办教师的工资部分。我们的体制规定，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于是一些地方将教育权分到乡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乡级财政情况好些，但在多数地方，乡级财政是困难的。政府的功能是调节社会公平和社会分配，我个人认为，基础教育的权力分到县一级就到头了。
记者：说起基础教育，人们的第一印象是穷国办大教育，资金不足是一个通病。资料表明，我国与印度相比较，198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总额是印度的1．58倍，1985年差距缩小为1．08倍，1990年印度反而超出我国18％。也就是说一些与我国相类似的国家已经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经费总是不足？
魏新：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们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虽然我们经常讲要把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但不能就此说真正这样做了。
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是两种经济体制中政府角色不同决定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小到针头线脑，大到飞机大炮，都由政府控制。作为某一部门负责人，当然要全盘考虑资金安排。“一公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是我们过去的一贯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在。从一些县、乡政府来看，很多领导热衷于搞企业，因为这样容易看到政绩。他们认为教育是个无底洞，一说教育就没钱了。不是没钱，而是不愿意投钱。
教育是调节公平的最好手段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连续扩大招生，这样是否可以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
魏新：对高校扩招可以拉动内需和缓解就业压力的说法要做分析。如果把高校扩招的目的仅仅归于以上两点，没有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正是对教育缺乏基本的认识，反过来又印证了我们没有把教育放在战略性地位。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中短期拉动的作用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刺激需求拉动消费”成了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的重要动因。高等教育不仅被认为具有提高全民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也被看作可以在中短期内增加社会需求、居民消费，带动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了。
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其人数扩大了48万人。由此带来的高教部门最终需求的增量为48亿元。而每增加一个学生对各经济部门所带来的最终需求的总量为11798元，从而扩招48万学生后增加的最终需求总量为56．6304亿元。由高校招生数量的增加给相应部门最终需求带来的增量所带动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为129．9894亿元。另外，考虑到目前高校办学的物质条件，大多已经低于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生均基建成本的标准，增加对高校校舍、大型仪器设备等基建投资是十分必要的。据测算，如果每年能投资供10万人使用的36．185亿元用于高校新建校舍、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则又可带动107．4246亿元的社会总产出。
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直接延缓了高中毕业生的就业，1999年扩大的48万人就没有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人口确实有蓄水池的作用。除此之外，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但是，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增加并不是绝对的，需要众多条件。首先，扩大招生规模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增加的估计假定，无论是政府、团体还是居民因高校扩招所进行的投资没有挤占原本会发生的对住房、保险、汽车、旅游等领域的投资。
第二，由于在包括普通高校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冗员，因而普通高校扩招所产生的就业岗位效应可能会通过两种形式体现，其一为相应部门各单位原有冗员的减少，即可能下岗的人员的减少，另一种才表现为新增的、可对外招收人员的就业岗位的增加。
第三，对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增加的估计，是建立在因高校扩招所需的经费必须到位的前提之上的，经费不到位不光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注定会减弱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的带动力。
第四，为满足扩大招生规模的需要所产生的基本建设投资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数年的逐渐积累，因扩大学生规模而对相应部门就业人员的新的需求，特别是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新需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带动效应的呈现会有一定时间上的滞后。
第五，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较大部分甚至主要部分需由学生或家庭承担，则家庭贫困无力支付费用的学生将面临着求学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而且规模扩大的速度越快，不平等有可能表现得越突出。如果在制定高等学校收费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居民的承受能力，没有有效的帮贫助困措施，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平性将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政府最大的责任是保证社会的相对公正，很多人也认为教育是调节公平的最好手段，如果因为政府降低对高校的投入，增加学费，从起点上就没有做到公平。
教育要对知识经济有研究
记者：您认为政府在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上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魏新：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主要靠市场调节来进行，但政府并不是就无所作为了。首先，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外部效益，高等教育的收益包括社会收益。因此作为国家的代表，政府应该承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但这种拨款机制不能够破坏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机制。也就是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得考虑到政府的需求，并且需要高等学校以自己的条件来竞争获取。第二点，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信息，以促使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第三点，政府通过立法来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运行规则，并担任市场“游戏”规则的仲裁人，惩罚那些违背高等教育法规的机构和个人。此外，政府还可以以法案的形式来达到具体的高等教育目标。第四点，由于市场调节机制主要是考虑效率的问题，因此就很难保证公平的目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破坏，因此需要政府的参与来保证公平的实现，例如政府可以建立学生资助体系来完成市场不能达到的目标。当然，政府对学生的资助方式不应该破坏高等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
记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关门办学的传统被打破，需要面对市场经济的洗礼。未来社会，高校应如何面对市场？
魏新：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学校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学生支付学费和“高考分数”来购买这种服务。学费作为高等教育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是形成市场竞争的前提。因此要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机制，首先就需要放开价格限制，使学费成为反映高校质量的信号。
学生具有广泛的选择权，可以在众多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中选择自己想要得到的服务。为了充分保证学生的选择权，应该给予学生转校、转专业、退学再申请等权利。总之，除了学费和“高考分数”外，不应该给学生的选择以任。其他的限制。这样高等学校要生存就需要在高等教育市场上竞争，因为能否吸引足够的学生，直接关系到学校通过高等教育服务获得的收入和好处。
记者：您认为教育如何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的需要？
魏新：教育的发展具有自身规律，要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新的世纪里，知识经济可能真要到来，教育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如政府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社会对人的素质、行为模式、社会规范等都会发生影响，所以，教育要对知识经济有研究。如果教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我们真的会又错失一个机会，恐怕永远也不会赶上。
我认为，将来我们最应当做的是，引进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开放观念，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把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带入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