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帕斯卡尔一段著名的话。应该说，帕斯卡尔不过是用诗一般比喻说了一个常识而已：人没有思想，“其异于禽兽也几希”！
但不少人却不能接受这常识——至少不能全部接受，在他们看来，“思想”是伟人们的事，一般的老百姓“想”那么多干什么？
为此，得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还得听听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话：“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创造的儿童教育》）
在这里，毛主席针对的是广大普通共产党员说的，陶行知是针对所有受教育的儿童说的。他们都强调“问”，而这“问”正是我们所说的“思考”。
我是个普通的人民教师，和千千万万的同行们一起担负着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教育者同时应该是一个思考者，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教十几年来，经常被误解和责备。朋友、同事、领导包括我的家人说我“太认真了，一点点事情都要去琢磨”，问我“累不累啊”……
的确，面对许多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许多“天经地义”的结论前，我常常喜欢“认真”，喜欢“钻牛角尖”——
学校为严肃考试纪律而实行混班交叉考试，几乎没有人反对，大家都觉得“很好啊，这样可以防止学生作弊”，而我却从中感受到了对学生的不信任，认为这是教育上的得不偿失。于是，人们觉得我的“思维很怪”。
许多学校让学生佩戴校卡，这样便于“管理”，许多老师也觉得这一来“果真方便了”，可我认为，这种简单化的管理虽然“有效”，其代价却是学生尊严的被侵犯。于是，人们觉得我的“思维很怪”。
我曾在学生面前犯错误，学生便依据“班规”罚我扫教室。这事被某些教育专家知道后撰文大加赞扬：“李老师真高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我却不领情：“为什么学生犯了错误受罚没人说‘高尚’，我犯了错误受罚就成了‘高尚’？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和高尚丝毫不沾边！”于是，人们觉得我“思维很怪”。
去都江堰市讲学，我经过一段特别颠簸的路，陪同的老师抱歉地说：“对不起，这路太烂了。”我说：“不要紧。”老师又说：“前段时间某领导来视察时，曾临时将路面弄平过，他走之后又成了这样。”听到这话，我开玩笑道：“为什么某领导来可以将路弄平，而我来就不可以弄平呢？”陪同我的老师也开玩笑道：“谁叫你不是某领导呢？”然而我却严肃地说：“我不是某领导就应该受这个罪吗？每天过往的老百姓不是某领导也应该受这个罪吗？我当然不奢望有关部门仅仅为我一个人就把路面弄平，但既然路面是可以弄平的——哪怕是临时弄平，那么，为什么不为每天从这路上经过的老百姓弄平呢？说穿了，还是由于这些老百姓‘级别不够’，因此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官本位’。”于是，人们觉得我“思维很怪”。
如此等等。
其实，以上这些例子，远远谈不上如帕斯卡尔所说的“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中的“思想”，只不过是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或者像陶行知所说的那样“只在每事问”而已。
我始终认为，高素质教师应该是一个思想触觉十分灵敏的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思考，保持个性，应该是每一个教育者坚定的人生信念。
因为成天忙于应付补课、编资料而使自己的思想视野愈来愈狭窄的“教书匠”，是根本无法胜任“素质教育”重任的。要知道，教育本身就是最具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因而教育者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人文情怀和独具个性的思想之光，理所当然地应该贯穿于教育的每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作为思想者的教师，在既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具体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应不断关心着、思考着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影响，甚至当代思想理论界的热点讨论、国际上的风云变幻都能使他联想到自己的教育。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超前意识，会使他科学地把握教育的历史航向，并敏锐预见未来社会对今天教育的影响，从而主动进行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我希望自己拥有自由飞翔的心灵。
心灵自由，就意味着独立思考，意味着不迷信任何权威，意味着让思想的火炬熊熊燃烧。马克思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他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辛苦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自己也曾说道：“无情地批判现有的一切。所谓无情地批判，就是要有两个不怕：一不怕现有的结论；二不怕触犯最高权势。”（《马克思自白》）
在这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予以重新审视，也就是“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作为教育者，我们在尊重并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教育理论与传统的同时，理应以追求科学、坚持真理的胆识，辨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之处；即使是向当今公认的教育专家学习，也不应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而应经过自己的头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消化、吸收；甚至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教育结论，我们也可以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新的理论予以重新的认识与研究，或修正，或补充，或发展。
有人也许会说：“有党的教育方针指引方向，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宏观决策，还需要我们操心吗？”无疑，党的教育方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是我们从事教育的指南，但这一切决不能取代我们每一个教育者富有个性的思考和充满创造性的探索。任何“最高指示”都不能取代任何一位教师的大脑，怎么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同每一位教育实践工作者所在学校、班级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正需要我们独立思考。更重要的是，任何在当时看来是无比英明的教育理论也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也需要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教育实践的主体正是千千万万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普通教育者。可以说，没有千千万万普通教育者富有个性的思考和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教育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有思想必然有个性，而有个性必然有争议。参加工作20年来，争议一直伴随着我。我曾经为此苦恼，而现在，我为此而自豪。因为在争议中，我听到了许多对我教育探索的中肯批评，使我的思考与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健。应该说，在围绕我的争议中，纯粹出于恶意的“中伤”几乎是没有的。人们之所以对我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是因为我本身的不足和失误，有的是因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有的是因为希望我做得更好……有这么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在关注着我，我能不自豪吗?我愿随时听取不同的声音，并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我不会因此而停止自己富有个性的思考与实践。
我还想强调的是，作为担负教书育人使命的教师，还应该把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教给我们的学生。
然而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残余至今还存在于我们不少教育者的头脑中。一些善良的教师往往不知不觉甚至是“好心”地压抑学生的主体情感，束缚学生的个性张扬，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磨灭学生的思想锋芒……这表现在某些课堂上，便是不但没有师生平等交流、共同研讨的民主气氛，反而存在着惟师是从的专制色彩。结果是学生主体人格的失落，思想贫乏，语言干瘪，思维僵化，惟师（或惟书）是从。
正如万里同志1985年所指出的：“我们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材，只能是‘惟书’‘惟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生长期受这种教育，往往思想僵化，思维懒惰，从来不愿也不会有自己的思考，更不用说怀疑和质疑书本、师长了。
应该说，虽然就学科知识、专业能力、认识水平来说，教师一般远在学生之上，但就人格而言，师生之间是天然平等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应该把自己视为与学生一起在求知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朋友和同志。1995年我曾以《让思想冲破牢笼》为题写了一篇语文教学论文，其中说道：“当前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应该是在全面培养学生思维的智力品质的过程中，注意增强学生思维的批判性，与此同时发展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借用《国际歌》中一句歌词来说，就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让思想冲破牢笼’，当然不是放纵学生胡思乱想，标新立异，以偏激为深刻，以逆反为新颖，而是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大前提下，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崇尚真理的理性精神，张扬其个性，尊重其心灵，让学生大胆地冲破迷信权威的思想牢笼，冲破盲从书本的思想牢笼，冲破膜拜师长的思想牢笼，冲破固执己见的思想牢笼！总之，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不但提高语言表达技巧，而且养成善于质疑、勇于否定、独立思考、积极创新的治学方法和人生态度。”我认为，我的这些观点至今没有过时。
我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教会学生思考，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为学生未来的人生播撒科学精神的种子，为我们国家的未来造就民族振兴的栋梁。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便是怀疑精神。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怀疑是创造的起跑线，是科学的助产士，是真理的磨刀石。如果我们的学生没有起码的思考能力和怀疑勇气，甚至连对老师说“不”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更无力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苏霍姆林斯基说：“读书、独立地思考书中的内容，是思想滔滔不绝的源泉。不能把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当做不容反驳的道理提供给学生，而要作为不同意见斗争和冲突的结果传授给他们，并让这种斗争和冲突在课后读书的过程中也能继续进行。”（《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告对我们的教育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人因思想而伟大，世界因思想之林的存在而生机勃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者，我的绝大多数学生也是普通的人，但是，思想的原野既需要参天的巨树，也需要无边的小草。思想家有思想的使命，普通人也有思索的权利。为了做一个清醒的教育者，为了做一个清醒的公民，我们不应该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一基本权利。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曾这样回忆马克思：“他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生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我不是伟人，因而我的头脑不可能是“思想海洋”里的“军舰”；那么，让我就做一根芦苇吧，在思想的湖畔迎风而立，并吟唱着思想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