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自传》中说：“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我不同意从幼小时候就强令孩子们读书，我的主张是所谓‘先成兽身，后养人心’。孩子到三五岁上连一个字母也不教给他们，到七八岁上，或叫他们习字，或不叫他们习字，但这时仍不叫他们读书。如果乱闹的话就叫他们闹去，惟独在衣食方面对他们特别注意。”

　　好个“先成兽身，后养人心”！想到福泽式教育所塑造的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威胁，我不禁悚然。两年前舆论界沸沸扬扬的“夏令营中的较量”，是中日两国少年儿童身心素质的较量，更是两国教育思想的较量———日本学生在中国草原上的表现不正是福泽谕吉“先成兽身，后养人心”教育思想的演示吗？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相比，缺少的正是“兽身”，是那股冲破艰难险阻的野劲儿、蛮劲儿。

　　人类是凶悍的野兽演变过来的，文明是从茹毛饮血的野蛮进化来的。文明人不是人性对兽性的完全克服，而是人性与兽性的完美结合。兽性是文明人生命力的能源，是文明人创造力的营养，缺乏兽性的文明人是贫血的病夫、缺钙的弱者，他们所维持的文明不具有爆发力，不具有发展性。被阉割了兽性的儿童是驯顺的低能儿，怯懦的胆小鬼，他们的前景是窄小而黯淡的。

　　中国“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有与福泽谕吉几乎相同的教子观。海婴小时候“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有趣的是，“九一八”之后，海婴被当作日本孩子挨了“爱国人士”的揍。穿同样的衣服，海婴在日本照相馆照出的是“满脸顽皮”的日本孩子样，在中国照相馆照出来的是“驯良和拘谨”的中国孩子样（《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从鲁迅写的这两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两国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多么不同，一个是抑制天性，一个是顺应本能。两种民族精神由此判然而分。

　　鲁迅在《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中列了两个奇怪的等式：

　　人＋兽性＝西洋人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鲁迅提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敌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

　　欧洲和日本的启蒙思想家都历史地完成了唤醒民众的任务，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至今仍大部分留在书中。鲁迅仍然“活跃”在文坛，这是可悲的喜事。“某一种人”啊，该惊醒于鲁迅之掌击，去“家畜性”而添虎虎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