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东城区教育局原局长侯守峰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考察时碰到这么一件事：他们在街上问路，一位市民详细地为他们指路。当这位市民走后，不远处另一位斯市市民走过来对几位中国人说：“刚才那一位指的路不对，正确的路是这样的……但我应该等他做完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之后再向你们纠正。”
这一晚，侯守峰失眠了。普通的斯德哥尔摩市市民之间彼此尊重、和谐的人际关系，让这位当过22年班主任、十几年校长的老教育工作者辗转反侧。
一年之后，1995年11月8日，一个名为“尊重·基础道德实验研究”的课题组在东城区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侯守峰任组长。组员20人，参与学校13所，实验班级13个。该课题宣称他们将以“尊重”为突破口，在中小学生道德教育中进行一种尝试：把学生当做一个和教师具有平等人格地位的人，让学生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尊重自然，尊重知识。
有记者拿着课题的策划兴奋而又担心地问组员：“真有勇气，可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边有多少地雷？”
一年之后，课题的参与学校扩大为50—60所，实验班级上百个，并被列入北京市“九五”期间重点教育科研项目。
五年之后，2001年1月16日，面对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育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东城区教科所的“尊重·基础道德实验研究”课题组做了完整的结题汇报。
课题专家审定组的五位专家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专家组的鉴定意见如下：
五年半经过课题组在46所中小学，243个班级，2万名学生中进行的实验证实，以尊重作为突破口进行道德教育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拓展了德育的内容。这种打动人心的教育，为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提供了新鲜经验和有价值的参照。
经鉴定，五位成员投票表决一致同意结题，认为此项研究方向正确、方法科学、态度认真、成果丰硕，提交的鉴定材料齐备，完成了预期任务，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考虑此课题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望能继续深入研究，扩大实验，并建议教育行政部门予以重视，在条件具备的学校中推广。
■以往，我们有意无意地制造着许多教育的不实效果
记者：尊重教育由最初的十几个实验班滚动扩大到200多个班，为什么它能打动这么多师生的心？
耿申（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课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多么高深的东西。它的最大价值是在德育实践中的创新性。以一种新的、实实在在的做法，改变了一些人们以往习惯了的德育中形式主义的东西，使德育工作生动活泼起来。五年时间，学生变了，老师变了，家长也变了。
陶西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们目前的教育当中，最需要追求的是一个“真”字，而我们缺的往往就是这个“真”字。我们有意无意地在制造着许多教育的虚假效果，同时又满足于这样的虚假效果，并用这样的虚假效果来评价学校、教师，从而产生许多不良后果。比如卫生检查，如果是上边要评比文明学校或者是专门来进行卫生检查评比，学校可能就会采取很多应急措施，甚至要停课搞卫生。校园环境搞得非常好，每个教室、教职员办公室都非常干净。厕所也打扫得非常干净，甚至在厕所门口还要让两三个学生站岗，谁来上厕所，就告诉他等卫生检查之后再进去，否则弄脏了就会扣分，影响学校的荣誉。卫生检查后评分很高，最后校长领了一个奖状，挂在了学校的会议室里面。这种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是我们的德育实效。如果说有“实效”，“实效”就是学生学会了一种应付检查的办法。将来步入社会，如果他当了一个企业的厂长，也会应付上级来检查他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看德育的实效性，必须看到德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形成学生能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会自己进行道德判断、能够进行道德自律的过程。
■我们的教育常常在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学生不受尊重
记者：作为一种教育实验，尊重教育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这个课题最大的价值是触及到教育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教师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学生观。这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我认为全部的教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发现儿童、解放儿童（按照联合国《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概念：18岁以下的任何人）。由此，我认为，没有尊重，就没有教育。尊重是教育之母。
按照《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宣言，“儿童生下来就是一个权利的主体”。在《公约》中规定儿童有四个基本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但在中国的传统中，不认为儿童与成年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不把孩子当做一个完整的人倒是一种习惯。老师可以为所欲为，体罚、心罚、虐待学生的事太多了。似乎老师的一句“我是为你好”就可以解脱由于“师道尊严”给学生造成的一切身心伤害了。
老师不尊重学生，一切教育都将是零效果甚至是负效果。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而我们的教育却常常在犯着一个低级的错误：不尊重学生。
你可以像训练动物一样训练孩子，强迫他达到你的要求。但是，缺乏人道关怀的训练，是人性的扭曲，不是教育。
李意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夏女中校长）：尊重不是方法，也不是态度，而是一种教育理念。让孩子从他人的尊重中获得自尊，一个人的自尊感是自我教育的源泉，而获得自我教育的能力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能力。他离开课堂、离开老师也能够不断攀登他生命中、学术中的一个个高度。
新的时代是一个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时代，呼唤人的创造力的时代。而平等、民主的环境，才是人发挥创造力的最佳土壤。
陶西平：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比较多的是强调教育工作者的塑造功能。学生是一张白纸，我们在上边染红的就是红的，染蓝的就是蓝的。这样一种观念制约着我们德育的内容和德育的方式，一方面我们的德育内容有什么，我们就塑造什么；另一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使其就范，就怎样来塑造，让学生成为我们所想要的那种模式。相当多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是一个样子，步入社会以后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新的时代要求教育不仅培养就业者，更应该培养社会财富的享有者、支配者，游戏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记者：新的时代要求给教育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李德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传统的教育，着重培养工具型、手段型的人，人在其中是被动的，被挑选、被塑造，只是被动地适应既有的社会秩序，满足当下的社会要求，这不是一种主体性的健全人格。未来社会要求培养的人应该既是社会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主人。作为社会主人，既是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提供者，也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和支配者，并且参与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修改；作为自己的主人，他不会成为别人的目的或手段，他也不会让别人成为自己的目的或手段，他是他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每一个人都是自主的，相互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就像马克思所说，人类获得最终解放，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21世纪是“家长”终结的世纪？
记者：现在的孩子们似乎不令他们的老师和家长乐观，教育是不是越来越难了？
孙云晓：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有多少父母、老师能够说自己很了解孩子？
据悉，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课题之一，即“经济转型时期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调研发现，多数中小学教师对现在的学生状况并不乐观。研究教师们对学生的评价意见发现，大约70％是批评性、否定性的；能说出学生品德方面优点的教师很少，认为现在的学生总体上比过去强的教师更少，只占百分之几；甚至在一所学校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教师们都在指责、抱怨、发牢骚，似乎现在的孩子一无是处，乏善可陈；很多教师认为，现在学生的主流意识越来越淡了，思想越来越发散，越来越多元化，因此，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如果我们对这一代孩子不信任、不了解、不尊重，教育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教育仅有尊重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儿童”、“发现儿童”。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知之甚少。我有个感觉，信息化时代正在动摇成年人的权威地位。由于工作环境，我常听到孩子们在自己的话语世界里评价我们大人的读物、音像为“弱智”。而对于他们，成年人自以为是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21世纪应该是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世纪。是“家长”终结的世纪。
汉语中“家长”一词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单词。英语中只有Parents（双亲）。在韩国叫“学父母”，学生的父母或正在学习的父母。只有汉语赋予父母以“权威”的含义。这是几千年来家长制文化的产物。我们现在到处都在使用，“家长学校”、“家长会”、“家长联系本”，人们都司空见惯。我认为应该把“家长”换成“监护人”。“家长”这个词在21世纪应该消亡。
■五年的尊重教育，师生们在他们的工作笔记和周记中留下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笔记
钱雅敏（系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一级教师）：“钱老师，看看你们初三（二）班的金阳，又得了16分。”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引起了办公室几位任课教师对我的“攻击”。“你们金阳上课就知道睡觉，什么作业都不交”。“他像个死秤砣，坠着你们班的平均分。”……每当听到老师们对金阳的“声讨”，我总是又冒火、又无奈。眼看着到了初二，大大小小的测验紧锣密鼓，我们班的平均分稳居龙尾。上级有一个政策：“对智力低下学生的分数，不计入教学班成绩。”我积极运作起来，先找金阳爸爸谈话，引导他分析，孩子是不是智力有问题。他父亲说：“我带孩子看过，很正常。”我只有实话实说了，强调他老这么拖班集体的后腿不行。家长唉声叹气望着我问：“您有什么办法吗？”我立即答道：“带孩子去北医三院，开一张弱智证明。”并且打保票：“只要初三毕业，我负责立即从教导处把弱智证明拿回来，还给您。”家长低着头说：“也只好如此了。”
我又和金阳做了一番交谈，他也很明事理，接受了我的安排。一周后，金阳的家长果然拿来了弱智证明。
这的确是一张“护身符”，金阳从此再没有因为不写作业挨批评：初三（二）班的平均分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金阳的家长解除了随时被老师“请”的危机；我摆脱了常常接受任课老师“投诉”的尴尬。但是，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金阳无拘无束地与同学们追逐嬉戏，他似乎真的木讷了。
学生们毕业了，金阳的父亲也踏踏实实地如约领回了那张弱智证明。但从前发生的事又时时涌现出来，仿佛总有一种东西撕我的心：金阳的弱智证明使那么多人减轻了压力。我们这样做，牺牲了个别学生的利益来维护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给金阳留下的又是什么呢？
赵知汝（北京市第五中学学生）：饭盆儿里一个个又大又香的包子正在冒着热气，可是，在上面有一个破了口的大包子，里面的肉馅都露了出来。吃饭了，同学们排着队走到饭盆前领包子，盆里的包子越来越少，惟独剩下那个张着嘴的破包子，一直无人问津。随着领饭的队伍，我逐渐走向饭盆儿。那里面还有些好的包子，我是拿好的，还是拿破的？我回头看看排在后面的同学，有中队长，也有大队长，当然也有普通同学。如果后面没有中队长、大队长，我肯定会拿破包子。要是现在我拿了破的，那些中队长、大队长还不就拿好的吗？我犹豫着自己已经到了饭盆面前，我的手向盆里伸去……
李曼（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学生）：沈晴君是班里一位腿有残疾的女生，小学三年级时患了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但是小晴君从来不小看自己，学习上力争上游，在年级中名列前茅，各个方面都十分要强。不仅如此，她还为班集体，为同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她不上体育课，利用休息时间协助课代表工作，尽心尽力。同学们也十分佩服她，大家在生活上都十分照顾她。
班长韩丽更是细心照顾晴君，每天陪她上下学，课外活动也不例外。韩丽常常发动同学们一起帮助晴君，把她看成集体中的一员，从不让她脱离集体。
班中宣传委员吴昊认为这是一件好人好事，便写了篇报道。当广播里响起了“向韩丽学习、帮助残疾同学……”时，在楼道里架着单拐，怀抱书本的沈晴君听到这儿像受了很大打击一样，书本撒了一地。韩丽见此，忙去帮忙，可被沈晴君用拐拦住，怒视着她冷冷地说道：“谢谢你，健康人，我只需要友谊，但我不会接受怜悯！”韩丽呆呆地站在沈晴君面前，这位班长能对眼前的她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