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了解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对上述的怪事就会颇为不解，自己培养的学生，为什么会在毕业的前夕被抛弃，此前学校、老师为培养他们而付出的辛苦，岂不是付诸东流？但对于熟悉国情的人来说，则一眼就能够看穿学校的苦心和狠心——学校都是重视升学率的；升学率是考上大学的学生数与参加高考的学生数之比；如果能够劝阻一部分没有太大把握的学生参加高考，则在录取数不变的情况下，学校的升学率就可以有稳定的提升。而提高升学率对一个学校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得到表扬，可以提高学校评级，还能多招一些“议价生”，学校就有“创收”，老师待遇就能提高……如此等等。所以个别学校在对待那些不幸沦为“分流”对象的学生时，就采取了这种劝阻的办法。
就这次不幸事件的主角杨易而言，想打赢这场“官司”一点不难：按照教育法的规定，凡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都有权参加高考，没有谁可以无故剥夺其权利。学校与杨易家长签署的关于达不到学校的某一标准，杨易就“自愿”放弃参加高考的所谓“协议”，因与教育法冲突，自然也就不具任何效力。但是高考的报名时间已过，即使杨易打赢了官司，他的机会却已经被无故剥夺，他的权利和命运，已经受到了伤害。
而对于杨易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更重要的信息在于，透过这样的事件，让我们发现个别学校的领导，对学习的目的有着错误的理解。学校是教育场所，教育的目的和对象都是人，是具体的接受教育的一个个孩子。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前途，是学校工作的根本目的。但是在杨易和去年披露的余婷婷所在的学校，学生们都被抽象成了用来证明学校成绩和水平的符号，并进而成了为学校招徕更多生源、开辟更大财源的广告。可能在个别学校领导的心目中，学校是集体，学生是个人，于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有责任做出牺牲。但是，离开对受教育个体负责的前提，教育的目的已经被严重扭曲，学校的利益也就沦落为更大一点的一己私利。面对这样不合理的现实，受害的学生和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有权投诉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