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教育作为一种以培养人为目的的社会活动，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当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时，其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与教育的关系，一方面劳动者通过教育和训练实现劳动能力的发展提高，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劳动者作为生产或社会的主体时，自身全面发展也离不开教育，教育为社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离开对教育的投入，这一切就无从谈起。教育作为一种投入，微观上使受教育者个人的层次得以提高，使之在获取就业机会及提高社会竞争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宏观上提高了国民素质。因而世界各国重视教育投资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立论基础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和物力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也是一种资本。人力资本投资与物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相对于物力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长，见效慢，是一项长效投资，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物力投资的收益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134个国家的统计和有关研究表明，国民经济增长总额中41%归因于教育投资的增长。据估计，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达到80%以上，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力量显而易见。而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现代教育实现的。首先教育具有保存科学技术的功能，通过基础学科的传授使人类先前积累的知识世代相传；其次，教育又是科学技术再生产的有效形式，教育通过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开拓新的领域；第三，教育具有使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中介作用。因此，只有真正认识到教育的科学经济价值，才能把重视教育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我国当前人力资源的供给形态和教育投资现状，无疑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的财政教育投资结构，也要针对现在的突出矛盾，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尽管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层面也较广，解决问题亦需要一个过程，但从诸多问题的有限顺序来看，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教育投资结构的重点，应放在对现有教育投资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利用上，使有限的教育投资发挥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真正能适应世界的经济、科技与结构转型的需要，从而节省教育投资，提高政府教育投入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教育投资、人均教育经费持续增长。但就我国对教育的投入与世界各国的比较来看，我国的教育投入远不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投资总量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仍严重不足，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长期徘徊在3%以下，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教育投资的多元化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政府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仍显大。三是教育投资的分配关系不尽合理，初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比例偏高。改变我国教育投资的现状，首先要改变教育投资观念，因为在知识经济、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的今天，落后的教育模式和投资观念，已经严重防碍了我们对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的正确认识。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与现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体制，解决把经济发展与教育隔离开来的问题，不能一提发展经济就想到投资和扩大传统的生产部门，而把教育看做是“非生产部门”或者“非生产性领域”。我们不仅要重视教育投资，而且要优先投资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我国对教育投资有现行的法律依据，我们要依法办事，落实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确保教育投资的来源和筹措。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对教育收支分配、使用的管理和审计制度。保证教育投资有稳定的不断增长的来源，促使教育部门提高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益。
发挥财政在教育投资中的主渠道作用和宏观调控作用。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非常明显，中央财政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教育事业均衡、稳定发展。
财政是教育投入的主渠道，扩大财政实力是增加教育投资的根本保证。要发展经济，壮大财政实力，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了增加对教育的投入，适当时候可发行教育债券、扶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彩票，开发教育投资财源的新思路。
发挥财政在教育投资中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各界、企业、个人捐资助学，对捐助资金，通过教育基金会的方式进行管理。要建立多渠道的教育投资体制，确保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