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起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后就读吴江初等小学、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中、东吴大学医预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记者：您一生从事有关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进入新世纪您是否思考过，中国教育的哪些变革，对积极地推进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最为重要？
费孝通：我虽不是研究教育的专业人员，但教育是我一生关心的事情，也是我和我一家的事业。从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到我的下一代人，许多都以教书为业。我现在什么都退了，但“教授”没有退。我的本行是研究人类学，也研究民族学，对人类文化、人文世界的变化比较关注，对世界竞争中的文化问题、对我们民族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比较敏感。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看，中国目前处于最佳状态。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靠哪个人能创造出来的，而是靠全民族积累起来的，是靠吸收新知识、新科技把人的素质提高起来，这就是教育。
21世纪人和人的关系上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距离缩短了，接触增多了，范围扩大了，相互来往频繁了，人们在生活上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就这样把全人类疏疏密密编制在一个关系网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公共关系已经由于地球越来越小而难解难分，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大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全球化同时出现的事实。
因此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首先应该关心人们如何在这密切相关的地球上求同存异，协力发展，进行有关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意念的教育，这其实是一种行为习惯的教育。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从小向别人学习来的，孔子的《论语》就是从“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开始。近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有它的惯性，习惯一旦形成要加以改变就相当费力。21世纪的人应在精神和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个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原则，联系到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基本意念。而且要从婴幼儿开始。
记者：可能也是由于您说的那种多样性文化带来的某种影响，大学教育也在出现一些尴尬。比如有的教师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一门心思作学问，而更关心现实利益。您认为在这样的情景下，如何发挥大学自身的文化功能？教师的坐标是什么？
费孝通：现在大学里所接触的东西与过去相比，确实是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大学的文化同样需要更新，要有知识创新，需要与外界进行交流、对话、互动，像过去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发挥文化的功能是不行的。应当说信息时代的年轻学者无论教学还是做学问，都有比以往更优越的条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大学的文化功能，这是需要很好地讨论的问题。
大学教师也要以教学生为主，现代人是连接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链条，不讲师承不行，扩招后更要重视教师问题。我觉得一些大学很重要的问题是仍缺少一流水平的教师和学术带头人，缺少学术的继承人。有些教师的根基不够强，又有外面的各种诱惑，难免浮躁，教学、做学问的劲头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而搞好一个学科没有一流水平的人才是不行的，学科是人类智慧的积累，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唤之即来，它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有生命力。这种传递是一代代人的直接的接触，在接触中推陈出新，通过不断地再创造而形成另一代的学科。要强调学科梯队对于学科成长的价值，一所大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这所学校的研究实力和文化基础。我当学生的时候与老师接触很多，直接教我们怎样做学问和做人。师生只有在上课时才见面讲话，那是不行的。